应该说，全国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围绕主干课的教学，向全国本科大学生推荐100本文科必读书，其出发点是好的；但该做法的合理性却值得怀疑，其实际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这些，晏先生已说过了，我不想再饶舌。引起我兴趣的是该文束尾处的一段话：“所推荐的这些书籍固然很值得大学生去读，但并非必须去读，称之为‘必读书目’似乎不妥，不如改称‘推荐书目’，也许更为恰当。”
晏先生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以为：“从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推荐的书目宜精不易多，在浩如烟海的经典名著中，挑选20本、30本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极有价值的书籍予以推荐，……总比他们面对一长串书目犯愁要好些。”
看来，晏先生对“推荐书目”是极为推崇的，私下里大概也奉此为圭臬。但令人疑惑的是，在浩如烟海的经典名著中，“推荐”20、30本，推荐者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拿享有盛名的学者、作家所推荐的书目来说，他们心目中的好书，实在相差太远。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学者、作家，读书的路数也难找到共同之处，开出的书单必将会大异其趣。比如沈从文认为他走上文学之路，是受了德国诗意小说《茵梦湖》的影响；而他一辈子都在以《史记》为写作的老师。张爱玲呢？众所周知，她终生都在看《红楼梦》，还有那本以苏白写成的小说《海上花列传》。曹聚仁先生则会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们：“……真正引起了我的兴趣，百读不厌的，倒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先先后后总读了一百多遍（一本正经地看）。我看《红楼梦》，不如俞平伯师那么多，只有七十多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读了四五十遍，还藏了种种版本……”（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如果请当代中青年作家来开列书单，答案自然又会不一样。这是从推荐者一方来看，因各自眼光、阅历、知识框架甚至兴致爱好有别，其所作推荐自然也会迥然不同，这必将会让推荐的书籍难以一致。
再从接受者来看，似乎也不太妥。面对名人开列的书单，有人坦言：“书自然是好，可要说真心喜欢，却又喜欢不起来。”笔者本人也遇到过类似的尴尬：明明是德高望重的人推荐的名著，自己偏偏却体会不出阅读的快感来。这种遭遇一度让我很自卑，我甚至因此怀疑过自己的读书品位。没想到在不经意的时候，没有任何名家的推荐，我却找到了自己真心喜欢的名著；而且颇让我自鸣得意的是，这些书在文学或思想史上的“档次”，决不在名家所推荐名著之下。这让我想到了张飞。张飞一介武夫，我们认为他大概一定是崇武的，就向他推荐《孙子兵法》，而他偏偏对画仕女情有独钟，这岂不是要让推荐者慌了阵脚。
作个不恰当的比方，“必读书目”和“推荐书目”就如同包办婚姻，虽然也许会找到幸福，但这毕竟限制了人的自主选择权利；而真要尊重人的自由，就该实行“自由恋爱”：世界上的好书如同好男好女一样，何止千万，要做一个真正幸福的读书人，那些好书还是最好自己去挑。不知晏先生本意是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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