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散文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文学形式，读者多，作者多，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来谈谈自己的感想。我不知道前边的几位我所敬重的散文作家和散文研究家都谈了些什么，我惶恐关于散文的那些道理，差不多的人都知道。轮到我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提出来呢？世上的事往往是看似简单的却是最复杂的，一个人的能力如何，就是看是否能将最复杂的事处理成了简单的事。越是难以治愈的病，越是在这号病域里产生名医，比如有著名的治癌专家，治乙肝专家，但绝对没有一个是治感冒的杏林圣手。所以，大家不要指望我能谈出些什么可以让你们记录的东西，在这个晚上，我只以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身份，说说我的一些体会来浪费你们的时间。
关于“有意思的散文”
“大散文”讲究的是散文的境界和题材的拓宽，它并不是提倡散文要写大题材，要大篇幅。我们强调题材的拓宽，就是什么都可以进入散文写作，当然少不了那些闲适的小品。闲适性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似乎是散文这种文学形式所独有的，历史上就产生过相当多的优秀作品，尤其在明清和30年代。但这类文章一定得有真情，又一定得有趣味。我们经常说某篇文章“有意思”，这“意思”无法说出，它是一种感觉，混杂了多种感觉，比如嗅觉、触觉、听觉、视觉。由觉而悟、使我们或者得到一种启示或者得到愉悦。这一类散文，它多是多义性的，主题的模糊，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能进入的。这类散文，最讲究的是真情和趣味。没有真情，它就彻底失败了，而真情才能产生真正的诗意。这是我谈一个文学艺术作品秘结的问题。这是我在阅读别人作品和自己写作中的一个体会。任何作品都有他产生作品的秘结。有的是在回忆，有的是在追思，有的是在怀念。比如，我们读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都觉得好，我们之所以觉得好是它勾起了我们曾经也有过的感情，但这些诗李商隐绝对是有所指的，他有他的秘密，只是这秘密谁也不知道。历史上许多伟大文学艺术作品被人揭开了秘结，而更多的则永远没人知道。这就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绝对要有真情，有真情才产生诗意。现在有些散文似乎蛮有诗意，但那不是真正的诗意。如有些诗一样，有些诗每一句似乎都有诗意，但通篇读完后，味似嚼蜡，它是先有一两个好句子然后衍变成诗的，而有些诗每一句都平白如话，但整体却留给了我们东西，这才真正称作诗。我是害怕那些表面诗意的浮华的散文。现在人写东西，多是为写东西而写东西，为发表而发表，这是我们现在作品多而好作品少的一个原因。试想想，你有多少诗意，有多少情要发？我以前读《古文观止》，对上边的抒情散文如痴如醉，然后我专门将其中的一些作者的文集寻来阅读，结果我发现那些作者一生并没有写过多少抒情散文，也就是那三五篇，而他几十万的文集中大量的是诗词、论文、序跋、或者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文章。我才明白，他们并不是纯写抒情散文的，也不是纯写我们现在认为的那种散文的，他们在做别的学问的过程中偶尔为之，倒写成了传世的散文之作。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些并不专门以写散文为职业的人写出的散文特别好，我读到杨振宁的散文，他写得好。季羡林先生散文写得好，就说余秋雨先生，他也不是写散文为职业的。说到趣味，散文要写得有趣味，当然有形式方面的，语言方面的，节奏方面的许多原因，但还有一点，这些人会说闲话。我称之为闲话，是他们在写作时常常把一件事说得清楚之后又说些对主题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趣味。天才的作家都是这样，有灵性才情的作家都是这样。如果用心去读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他们的散文，你就能发现到处都是。
关于事实和看法
我们已经厌烦那种政治概念性的散文，现在这类作品很少了。但现在哲理概念性的散文又很多。政治概念性和哲理概念性在思维上是一致的。有许多散文单薄和类型化，都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对事实的看法，也就是说事实和看法的关系。到底是事实重要，还是看法重要？应该说，两方都重要。事实是要求我们写出生活实感，写出生活的原生态，这一点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那些政治概念性和哲理概念性的作品就是缺少这些具体的事实，所以才不感人。但有了事实，你没有看法，或不透露看法，那事实则没有意义，是有肉无骨，撑不起来。但是，有一种说法，事实是永远不过时的，看法则随着时间发生问题。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比如“文革”前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人物写得丰满，故事也很好，但作品的看法都是以阶级分析法来处理的，现在读起来觉得好笑。这就要求，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看法，你得站在关注人，关注生命的角度上提出你的看法，看法就不会过时。好的散文，必须是事实和看法都有，又融合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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