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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我只到过扬州，如果有一天乘车经过洪泽湖畔，一定会想起汪集公社，想起三余生产队；因为我读了韩东的《扎根》。
这是韩东跟着他爸爸方之全家下放过，并且准备“扎根”的地方。书里所写，应该大都来自他从小的记忆。我发现，这一家人里，省略了他弟弟。可见小说就是小说。所以虽然人家告诉我这里有作家方之的影子，我也没拿它当方之的传记看。在小说里，并没有方之和韩东，有的只是老陶和小陶。
我该算是这本书的最佳读者，或者说属于最佳读者群。一般小说我不一定看，但相关如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的小说，我总要找来过过眼，为了忆旧：一边看，一边把它当作个人记忆的引子。
我几乎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内地所有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的“进行时”，见闻多半只囿于个人，越远越不知其详；就如文革，我们除了自己挨斗、看挨斗，留在头脑里的无非一些零碎的画面；只有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人们的回忆，才会使我们至少暂时沉入对人的命运的没有结论的思考。这是我以至像我一类人的阅读期待。
不过，如果是没有我们这样经历的年轻人，或者更多从文学鉴赏角度看这本书的，我建议你们从这本书结束前的一章《作家》读起，这一章是作者韩东的文学宣言，不管说透没说透，他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在生活里，是韩东和方之，在书里，就是老陶和小陶。然后你再看全书，就会发现两代写书人的不同：“老陶若地下有知，对我的做法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是重要的东西，我认为一钱不值。相反也一样，我所以为的珍宝他也觉得完全无用。”因此，我们在韩东书里能够看到的，恰恰是过去许多写同时期题材的作品里看不到的，有意无意删掉了的，那些由细节构成的人的命运的真实，外在生活和内心生活的真实。
我在这里看到的，是特定时期的“中国生活方式”。韩东写了“下放干部”老陶一家5口人，老年的祖父母，中年的父母，还有他这三代人，写了下乡“知青”，写了“下放户”，写了遣返回乡的逃亡富农，更写了基层乡一级村一级的干部。我这样列下来，好像把这本书当成了社会调查报告；若有人这样来读，不会无所收获，但这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摄入的若干镜头，是一个后来成为作家的孩子当时未必自觉的社会调查。
在简约的白描背后，留有很大的纵深，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作品的容量。在书的前半部，老陶总是埋头经营房屋、园子，为今后长期“扎根”做准备，停留在解决生存层次的问题，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是到后来他获所谓“解放”后拼命工作直到生病直到骂人，似乎才反衬出原先的心理压抑。
作者平静的叙述，也能引起读者不平静地联想一些不轻松的话题，属于那个时代的话题。而我因为多存了一个心眼，便每有会心。老陶一家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老陶和他的妻子苏群却不止一次不讳言农民的“愚昧”，倘说这是写实，则韩东不为长者讳，倘说这是虚构，那是作者的胆识，甘冒广大工农群众之大不韪，且有挑拨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之嫌，泄露了知识分子该死的优越感，这是聪明的作者所不为。写老陶对回乡富农户的心存界限，决不混同，也透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气氛，那富农形象着墨不多，但既不同于过去习惯按阶级属性画脸谱，也没有走另一个极端。知青赵宁生和夏小洁这一对恋人的聚散，工作组老江女儿命运的“大起大落”，作者的叙事力求朴素，读来却都极可信——就是说如见其人，跟真人实事一样，但前前后后一想，生活原型真是那么现成吗？恐怕还都是经过作者取舍增删，一番提炼。不过，无技巧的技巧是不落痕迹的吧。
我在上文说这本书写了二三十年前的中国生活方式，当我回顾全书，想起那一个一个人的时候，我想应该说，写出了在这种中国生活方式下各式各样人的命运。
书中有一个“下放户”，原来南京工厂里的二级瓦工小董，他的技能于种田无用，日久过日子便落了下风。我忽然觉得眼前不是这个小董，而是闰土，或说是几十年后的另一个闰土。我的思想跳出了书本，我想起文革前和文革中两次动员城市工厂职工下放农村，成了这样的“下放户”。
这本书，大体上表现了文革期间中国生活方式的一角。从小陶告别他随父“扎根”的三余村，汪集乡，洪泽县后，全国也开始告别原先的生活方式，只是步履艰难，时进时退。让成千万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到农村“扎根”已成了天宝旧事，今天，成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早不甘像植物一样在乡土上“扎根”不动，而形成进城打工的大军。这时候，一个昔日的儿童少年回忆他的“扎根”经历，那近于荒诞的情节场景，使人欲哭无泪，欲笑无从，你可能由这仿佛淡然的忆旧中，感到无边大地上的沉重？
对这本书作艺术评价，从纵横两方面给它定位，是专家们的事情。我作为读者，只是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真实说史的书。一个健忘的失忆的个人是可悲的，一个健忘的失忆的民族是危险的。应该记住的要刻骨铭心，不该忘记的要没齿不忘。
（《扎根》，韩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19.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