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6日《中华读书报》整版刊出邓牛顿的文章《〈红楼梦〉植根湘土湘音》。从文章名字和“编者按”来看，它确实吊人胃口。人们必定在莫名诧异中，急忙读完这篇文章。它也因此获得比较高的阅读率。从阅读率来说，这篇文章是成功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噱头。然而这又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它的论断是建立在对方言学和汉语史无知的基础上。从论证来看，这位作者也缺乏真正的学术训练，对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充要条件的基本构成一无所知。这篇文章的严重缺陷经人指出之后，《中华读书报》编辑部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决定认真讨论它。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做法，因为这需要勇气。由于已经有了一篇指出学术错误的文章，本文就只谈谈媒体的职业底线。
随着媒体力量的增强，资本的渗透，媒体伦理越来越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媒体伦理不再停留在教科书“概论”里，而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假如“权力”可以划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尽管“社会权力”只是“社会势力”的一种比喻式说法，那么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就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把交椅。无论广度和深度，媒体已严重影响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权力”的行使，没有规则、监督和制约，就会腐败和腐烂。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立即来讨论规则、监督和制约，但是伦理还是可以讨论的。然而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任何事物似乎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我们首先是“躲避崇高”。现在看来，这种“躲避”在实际上已经为各种“非崇高物”的存在争取到了权利，从另一个角度传播了“权利”观念。于是最高信仰成为一种“危险物”，人们开始探讨道德底线。比如香港《新周刊》使用受害女名人的裸照，人们就讨论了媒体“平庸”的底线。“平庸”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们的客观需要，当然就获得了天经地义的生存权利。“平庸”本身是不能批评的，我们只能给它一个底线。
这还是一个媒体竞争激烈和消费者无限主体化的时代。所谓的“媒体竞争激烈”，其实是指资本竞争激烈，而不是指媒体内容，至少当前的中国，还不能说已经进入媒体内容竞争的时代。而消费者无限主体化又与资本构成一对孪生兄弟，相互支持，相互辩解。迎合消费者成为利润最大化的主要举措，尽管其结果是并没多少媒体能真正做到“迎合”，因为“读者”最终只是办报人的一个“虚构”。读者的需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多变的。一旦把“虚构”当成真实，必须的“虚构”反而没了生存的空间。
我们只能谈谈职业的底线，从“噱头”开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噱头”有三个意思：1、引人发笑的话和举动；2、花招；3、滑稽。在现实生活中，这三者其实是关联在一起的：通过一些花招和滑稽制造引人发笑的效果。不同的是媒体使用噱头，主要是为了引人注意，时髦的说法是“注意力经济”。噱头不必然是贬义行为。在相声、影视、话剧和现实生活中，噱头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善于制造噱头的人也往往是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媒体使用适当的“噱头”，不仅可以吸引人们的阅读和观看，而且可以给人们带来欢乐。
但是，“噱头”一旦过了头，就不是“引人发笑”，而是变成“可笑”之物。《〈红楼梦〉植根湘土湘音》就是一个例子。试想刘姥姥进大观园，每见一个东西，就说那个太“新奇”，就紧紧抱在怀里，哀求贾府把这些东西送给她，而其实那都是贾府扔掉的垃圾。这个作者无非在读《红楼梦》时，发现有些词汇在长沙方言里也有，于是依书做了机械的对照寻找，把两相一致或相近的词汇挑出来。这可是一个费力的工作，因为它不是靠一种学术素养，而是靠机械的对照。它是认真之作，在媒体上却构成了一个“噱头”。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容易出现的错误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是认为有人喜欢“读”。这是消费者无限主体化的一种表现。媒体缺失了自身的逻辑和标准。一种观点是媒体就是发表不同的观点，不赞同的人可以反驳。这个理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特别是在权利时代。比如有人会质问，无知者就没有发言的权利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普遍。记得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教授吴惠连先生（William Woo）一篇对话的标题就是《新闻学的核心：采访！采访！核实！核实！》。这里说的是记者，但其基本原则也适用于组稿编辑。这个基本原则就是事据的真实性和逻辑性。事实必须是真实的；真实的事实在论证逻辑的链条里必须是能构成证据的。如果这个原则都不要，那就根本不必要对编辑提出高水平要求了，因为如果那样，他就只是一个机械的文字编辑。
媒体不同于广场，媒体有编辑记者的筛选。经过编辑记者初步筛选的事实和观点，才值得人们讨论、关注和反驳，否则人们将陷入无穷的“以讹传讹”和“口水战”之中。初步筛选是编辑记者的职业底线。在权利时代，坚守初步筛选也是媒体存在的基本价值。
但愿此文不是为“噱头”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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