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主人翁林尚沃是一位李朝商贾，作者崔仁浩是一位韩国作家，但我认为，将《商道》（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置于我国近二十年来的文化小说序列或背景之中来对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并没有什么不适。这不仅因为该书中文版本已在汉语读书界广为流布，也因为林尚沃的立身行事处处以儒释道的思想理念为矩?依归，同时，这一形象并不仅只是属于文学，它还是真实的历史。面对《商道》中传统文化诸因子与“治生之术”及现代工商社会之种种关系的描述反思，我们的感觉神经还能否有所触动？
在我，阅读过程中，是韦伯命题、胡雪岩模式这样一些与文学并不十分搭界的问题在思绪中起伏飞扬。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坊间要把林尚沃叫做朝鲜（或韩国）的胡雪岩？如果只是为了搭便车以求快速打开市场的广告行为，自无须措意。倘若媒体也盲目跟风歪批三国误导读者，就有必要辨析一二了。诚然，林、胡都是成功的商人，其事业或多或少与官场勾连，并且也都曾因某种缘由获赐花翎顶戴。但是，我认为，更应关注的是他们二者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说，《红顶商人》的故事主轴是商业与政治的关系，而《商道》的故事主轴则是商业与文化的关系。《红顶商人》与《商道》的书名表明，作者高阳、崔仁浩他们自己对此是有明确意识的。虽然我们不能说，胡的身上全是政治而没有文化，林的身上全是文化而没有政治，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在胡处是其成也政治，其败也政治；在林处则是其显也文化，其隐也文化。掩卷而思，性格的塑造、情节的推动、命运的决定，数十万铅字后边徘徊着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幽灵。胡身边的王有龄、左宗棠，一个是地方官，一个是封疆吏；林身边的石崇、秋史，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儒生。
林氏“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权钱交易”，用一张不填额度的空白银票从权臣朴宗庆那里换得人参交易权，虽属标准的政经勾结，但留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主要却竟然是其手法的巧妙和见识的高明，用作者的话说，甚至“充满信义之美”。是的，林的人生哲学是“小生意旨在得利，大生意旨在得人”。虽然以道为术，自古就不免因难收立竿见影之效而遭迂阔不切于事情之讥。林这里用“赤心”震动和感动朴氏心底尚存之真情的案例却堪称经典。这显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商道即人道”的理解，培养人们对与“短期行为”相对的“长期行为”的信心。不是要否定胡雪岩广结利益共同体的商业运作模式，更不是要抹煞其与左文襄公合作之事业的意义价值，我想说的是，林氏在意识到“不懂得如何运用权势的生意人无法成就很大的财富”的同时，十分清楚“过于依赖权势可能身败名裂”，实属难得的清醒。高阳说：“胡雪岩是李鸿章与左宗棠争夺政治权力，争议发展路线下的牺牲品”。与胡氏灯火楼台烟消云散的凄惨萧瑟形成对照的是，林尚沃晚年从对天道之几的体察中，主动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返还社会，成为一名田园诗人，安分自足地度过余生。虽然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选择真实性和普遍性都多少叫人怀疑，作者由此称林“超越了俗人和凡人的境界，达到了超人的境地”的议论也显得有些解读过分。但我相信，风雨飘摇中的杭铁头虽然语态依旧不失从容，稼圃老人心底那份“以歌客诗赋自娱”的淡泊宁静，却是断不会有的。
可以说，胡雪岩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机会主义者，以商业与政治的关系为主轴的《红顶商人》讲的主要是为人处世如何审时度势、左右逢源的商术；林尚沃则是一位十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以商业与文化的关系为主轴的《商道》讲的主要是如何以诚信赚取人心成就人生的商道——建立在儒学、道家和佛教义理基础上的经营术和财富观。
崔仁浩将林尚沃从故纸堆中发掘出来作为自己理想中“新经济哲学”的象征，并不仅仅是出于某种思古幽情，而是基于强烈的现实感受和深刻的理论思考。他非常不满“韩国经济至今仍是官商勾结，腐败盛行，并以囤积居奇之类的邪道畸形发展”；认为“在意识形态与国界日渐消弭的21世纪，必然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重新审视，换言之，全球化的世纪需要产生一种关于经济问题的新哲学理念。”这样一种关注，与我们的学界、传媒以现代企业制度对所谓家族企业进行改造的呼吁有所不同。其一，它是指向人而后者是指向企业；其二，这一思路中传统文化因子的角色是正面的，而在后一思路中则完全相反。事情就是这样复杂交错。它们之间并不是互相反对或互相替代的关系，而是在不同层面互相发明、互相补充的关系。有报道称，《商道》自2000年在韩国出版以来，仅两年时间发行量就突破了200万册；在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等地也迅速占据畅销书榜，形成亚洲文化圈中的“《商道》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台湾的收视率超过偶像名剧《流星花园2》；“从年龄层分析，《商道》收视族群从原先的工作男、女性，拓展到家庭主妇及退休人员，35岁至54岁人数倍增。这表明有人生经验的观众，更能体会个中奥妙”。
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以阐释商道底蕴的情节和议论为全书压轴的良苦用心。但它无论在戏剧性还是警策性上多少都给人平淡、平庸甚至有些勉强的感觉。这时候的崔氏似乎已完全拜倒在了自己塑造出的人物——更准确的说，是拜倒在了林尚沃以及正果老人、石崇大师所秉承和象征的儒释道理念跟前。当然，这反映出的并非作家创作才智上的限度，而是其作为社会良心的纯洁真诚。他的阅历和直觉告诉他，林尚沃的一生并不只是一个发家致富的传奇，更是文化价值、文化魅力的见证和彰显。“《商道》热”的形成，说明读者对此十分认同。
迄今为止，关于文化与商业之关系的论述无疑是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为著名了。这部著作所探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如中国或印度产生？他的解释是，基督教在经路德尤其是加尔文的改革所完成的所谓入世转向，即认可赚钱作为人生目的之正当性（calling），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此外，他又撰写了《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等，从反面论证“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不管韦伯初衷如何，在这种论说的后面潜伏着西方特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而进一步的推导，则会得出中国社会停滞论（马克思、恩格斯都持类似观点），以及以儒释道为基本结构的传统文化，不能适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等结论。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判决显然是无法接受。余英时先生即指出，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的论断缺乏事实的支持”。在其辩难性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余氏以新教为参照，全面论证出在儒释道三教中同样出现了类似于所谓“入世苦行”的精神转向。“以儒术饰贾事”、“士商异术而同志”、“良贾何负鸿儒”诸议论，说明“中国近世宗教转向和商人阶层兴起之间的历史关联和脉络”是确凿而清晰的。虽然余氏勇为中华文化护法的精神如同乃师钱宾四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的情怀一样叫人感佩不已，但过于强调文化与商业之间的亲和性并不是十分的妥当。历史的发展与更多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与文化（宗教信念之类）这一精神性因素的相关程度并不是很高。余氏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因为特定的情境和心态而未能对韦伯立论的前提给以足够的警觉和反思。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商业注重实用，而精神则关注超物质的东西。毋宁说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其所对应的，是人类主体不同的需求。无论它们之间的纠结该如何梳理，首先应予明确，商业与文化是通过人的意志、行为才相互结合起来。市场经济每天都在催生的财富神话，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虽然免于贫困可以说是人性获得解放的基础，但对于人性的发展来说，“财富过少和过多都是不利的”。亚里士多德的智慧提醒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只是一种job，它不是也不应该是生命全部的意义与内容。以伤感的伦理主义情怀对现代社会深入骨髓的工商化捶胸顿足未免显得浅薄，但以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使市场经济在为人们带来效率的同时也更趋人性化，却十分必要。通过林这一历史／文学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人的连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可能。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与韦伯以及余英时所论不同，文化在这里的意义，关键之处并不是文化与经济如何的亲和，而是对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之生命意识的塑造；林之对诚信的持守、对欲望的节制、对财富的豁达等等，都是其具体反映。我认为，人性的尊严、生命的丰富正是因此得到保障和证明。
《商道》“参悟商业最高境界”，结论是一定要警戒自己的欲望过于膨胀，“安分自足才是人间正道”。这一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可以表述为这样一个公式：幸福，等于精神享受与物质享受的乘积除以欲望。人们注意到，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常常都在完成自己的专业论述后，另撰有伦理学方面的著作。作为智者，他们非常清楚，对幸福（人生效益）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对精神和欲望的讨论。由于幸福的指标不同，如果说社会的财富总是短缺，那么个体对财富的需求应大致可以估量。所以，戒盈杯，《商道》的核心道具，虽然它的真实性最小，它的启发意义却最大。爱因斯坦把宗教定义为能让人超越自私欲望的“超个人”的价值，是对超个人的目标的追求，而不论它是否与神有关。我不知这是否适合于加尔文之后的新教伦理，但林尚沃身上反映出来的儒释道却正是这样一种智慧或信念。韦伯在中国知名的另一原因是其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理论区别。有趣的是，东方文化似乎更强调二者在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密不可分。圣雄甘地就说：“我确信，最精神性的活动，在本真的意义上，是最实际可行的。”
林尚沃的一生似乎说明，这样一种理想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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