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麾下的骁将如云，人才济济，酷如当年曹操。薛福成入幕7年，与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并称“曾门四子”。写曾国藩，不可能不写到薛福成。果然，第三部《黑雨》有不少笔墨提到薛福成，其中第二章二、三节以“落选士子薛福成上了一道治理两江万言书”、“上治理两江条陈的美少年原来是故人之子”为题，专写薛福成入曾国藩幕府的经过。
——同治三年十一月初八日，薛福成赴金陵，参加江南乡试，在考场留下“呈两江总督曾大人亲启”万言书，被打扫号房的军士拾得。曾国藩阅后，击掌叫好，于是召见落选士子薛福成。一席长谈，方知是故友薛晓帆（名湘）之子，便问：“令尊大人还好吗？”“你母亲身体还好吗？你有几兄弟？”薛福成一一答道：“家父已在去年病故。”“家母身体还硬朗。兄弟六人，大哥福辰近年在京行医，其余都在无锡家中……”
这里，薛福成初见曾国藩并入幕的时间、地点都错了，一番对话所涉及的家人状况也与史实大有出入。薛福成第一次参加乡试在同治六年（1867）秋，此时曾国藩因剿捻无功而返回南京两江总督任上，薛福成已入幕两年了。这次秋闱大比，二哥福同中了举人，他只得了个不能进京会试的副贡生，相当于高中肆业，无资格参加高考。薛福成父亲薛湘于咸丰八年（1858）夏在湖南新宁病逝，不是“去年（同治二年，1863）病故”的。薛湘任湖南安福、石门、新宁县令6年，在太平军征战湖南时，戮力守境有功，湘军统帅曾国藩获知他病逝，特派人前去吊丧，赠送赙银，以悼念故友。曾薛故友之交，文献记载不详，后人著述均为“据说”，我推测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薛湘在京师会试考中进士之时，那时曾国藩任礼部右侍郎兼吏部左侍郎。
薛福成随大哥福辰在新宁办理丧事，清理好父亲遗留下来的官款拖欠事宜，1860年春才起程返锡。不料，无锡已被太平军攻陷，兄弟俩只得微服北行寻母，航海涉江，在苏北宝应东乡团聚。就在宝应，5年后的初夏，曾国藩奉旨北上剿捻，沿途张榜郡县，招贤俊、咨筹略，薛福成闻讯挥笔写下《上曾侯相书》，列陈“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八策，由大哥福辰陪同，冒雨登舟，上书谒见。曾国藩在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初六日记中写道：“阅薛晓帆之子薛福辰所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并对左右说：“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即招薛福成入幕，还要他荐举贤才，薛福成推荐四弟福保，于是兄弟俩随军一路北上。当时曾国藩还想挽留福辰入幕，但薛福辰以“宜在家奉母教诸弟”为由“乞归”。
曾国藩日记将福成写成福辰，可能是成、辰同音的笔误，也恰当可以佐证福辰当时不“在京行医”。薛福辰于咸丰五年（1855）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任工部员外郎，居间无事，肆力于医术，并非以行医为业，光绪六年（1880）由李鸿章等人举荐，才供奉内廷三年，当上了御医。
《曾国藩》是历史小说，小说需虚构才能生动情节，丰富内容。但事关基本史实，无论时间、地点，还是人物行迹，总应相符为好。薛福成谒见曾国藩时，大哥就在身旁，却说“在京行医”；父亲已去世7年，曾国藩也早已知晓，却说“去年病故”；母弟一家均在宝应，却说“都在无锡家中”。这岂非当面撒谎，蒙骗曾大人？这一切，均错在唐浩明把薛福成入幕的时间、地点及其缘由都虚构了，将上书入幕、乡试落第两桩毫无关联的事情，糅在一起，既错置了情节背景，又无助于刻画曾国藩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眼力。入幕秀才两年后乡试不中，却仍能留在幕府，不是更能体现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吗？何况这些史实内容本身就极具情节性，不加虚构亦同样丰富生动。可惜，弄巧成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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