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容看，在漫长年代大量翻译的是佛经，到了16、17世纪才面向自然科学，之后，深入到哲学、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进步，翻译逐渐渗透到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所有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译名看，多少年前，在我们认识外国的初期，我们将“America”翻译成“美国”，“England”翻译成“英国”，我们把外国人，如作家“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简化成“托氏”，然而，今天，我们不会再把国名“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Mauritania”（毛里塔尼亚）再分别简化成“马国”、“毛国”，再长的国名、地名，我们一般都会用音译的方法全部翻译出来，如阿根廷的首都“Buenos Aires”译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等。
从具体作品的译本看，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译本在不断变化，这里以马列经典著作的译本为例，如：“шила в мешке не утаишъ。”第一版译为：“这是谁也隐瞒不了的真理。”第三版改译为：“正像‘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прокрустово ложе”由原来的“削足适履”真接改译为“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并加注说明“Прокруст”是希腊神话中一强盗的外号，他抓住行人就按在床上，如行人比床短，就把行人拉长，反之则砍掉脚……
从读者接受的程度对翻译的要求也不一样。一个世纪前，林纾（1852－1924）译文的很多地方与原文大相径庭，且大量地用中国的表达方式替代，连外国侍候小姐的姑娘的名字也换成中国式的“秋香”，他大刀阔斧地砍去原文中“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描写……，然而，人们“原谅”了这位“吃螃蟹的人”，但是今天，有谁再这样翻译，将被革教出门，非但如此，人们也不能按一般的“常规”翻译，如译文出现“儒雅”、“吃醋”、“把他送上西天”、“王八蛋”、“戴绿帽子”、“‘八’字还没有一撇”之类的言语，人们自然要问：难道俄罗斯与中国有完全相同的文化背景？这样的翻译岂不成了误导？！
翻译与时代紧密关联，翻译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翻译是一种“动态”。脱离开时代谈“直译”、“意译”，谈“归化”、“异化”，试图给翻译定一条类似“信达雅”之类的永恒的“标准”，把翻译看成是一成不变的静止过程，都是不恰当的。
不同时代赋予翻译不同的理念，今天人类进入21世纪，步入全球化的国际信息时代，现代科学的发展几乎呈爆炸式、跨越式，呈几何级数，今天的时代赋予翻译一个全新的观念——文化概念。
这里所谈的文化是大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种特定人群普遍自觉认同的观念和规律系统，是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如今，文化建设已经被提到战略的高度，在国家政策方面，已经把先进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相提并论，文化成了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各国文化有共性，但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决定着各国文化带有鲜明民族特性。不同的地域与传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氛围，不同的文化氛围左右人们的生活，会成为不同民族交往的障碍，连一个民族内也是如此。比如，在中国的海南省，你称女服务员或者小姑娘为“小姐”，她们会满脸的不高兴，因为在海南，“小姐”与不大体面的“服务小姐”挂起了钩……，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更是如此，中国人见面说“您身体很棒”，而俄国人认为这是“晦气”，他们会马上敲桌子，或者连吐三声“呸”、“呸”、“呸”，俄罗斯人高举着紧握的双手，以示“友好”、“握手言和”，美国人认为这样的动作“傲慢”、“盛气凌人”，美国“OK”的手势动作表示和平，可巴西理解为“轻视人”……
因此，翻译决不能做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语言转换，而应该最大程度地传达出原文中的所有文化色彩，否则有碍于民族之间的了解，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各民族之间的不了解而爆发的流血冲突太多了。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翻译，必须淋漓尽致地传递文化氛围，翻译是实现世界文化战略的根本途径。
翻译应该突破自我中心民族意识，采取“拿来主义”，广泛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这既包括先进的思想，也包括优秀表达方式。我们如果只以“中文说法”为标准，优秀的外国文化永远进不来，我们的现代汉语不会形成，中国的语言中也永远不会有标点符号，我们只会说“猫哭老鼠——假慈悲”、“三思而后行”等，而不知道另一种说法“流着鳄鱼的眼泪”、“七次量衣一次裁”等，像“时间就是金钱”、“条条大路通罗马”、“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等优秀的表达形式永远也进不了中文的语库！
然而，翻译与时代，翻译与文化问题，还没有完全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近年出版的理论著作中我们仍然屡屡看到，像“у меня свалиласъ，наконец，это гора с плеч”，有的学者至今认为要“根据中文说法”译成“我终于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事实上，俄罗斯根本没有“斤”的概念），而不能译成“压在自己肩头上这座大山终于卸下了”，“Он уже одной ногой в могиле”一定非得译成“他已经半截身子入土了”或“他行将就木”，不能翻译成俄罗斯的表达方法：“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等等，至今还有人坚持认为像“Нет розы без шипов”就应该翻译成“有利即有弊”之类的中国的表达方式，不应直接译成“没有玫瑰不带刺的！”的洋说法，其实这表达方式惟妙惟肖地反映出玫瑰“既芳香，却又多刺、难以得到”的特征！
我们把中国的情况介绍到国外的翻译更不尽如人意，常常“绕道”走，“绕”过丰富的中国文化。“胸有成竹”，我们的翻译总是：“have definite ideas to meet a situation”（“在所遇到的场合有明确的想法”），或者“have in mind a plan worked out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经过慎重考虑后头脑中已经有了计划”），其中的“竹文化”丧失殆尽；“四条龙”，因为西方人不喜欢“龙”，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四只熊”（因为西方人喜欢熊），中国“龙”的文化变成了西方的“熊文化”，像这类例子，俯拾即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应该将“竹文化”、“龙文化”等丰富的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世界了解中国太少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冲突的一面，但经过相互间的了解，完全可以共存。
总而言之，翻译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根据人们接受程度、人们精神需求，与时同步，永远无愧于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