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牢狱248天

2000年5月，五名内地航海者，带着从海上看中国、企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愿望，从厦门港和平码头起锚，驾驶一条仅8米长的运动帆船扬帆出海。

他们历史性地穿越台湾海峡，经过48小时的连续航行，正在深夜的茫茫大海上与风浪搏击时，台湾海巡队的舰船突然而至，截扣了他们。

之后，五位爱国的航海者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审讯、248天噩梦般的囚禁。作为受难者之一，当时身为《北京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的张力，有机会看到了黑幕后面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亲历了许多被关押在台湾的“大陆客”的真实处境。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感受犹如一次绝妙的“卧底”采访。

张力回到内地后，将这段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成书为《直航台海——我在台湾牢狱248天》，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下文便是该书节选。

2000年6月11日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刊登署名王健民、王云怡的文章，标题为《台海谍船案政海漂浮》，亦摘录如下，对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许具有参考价值——

在陈水扁就职前的敏感时刻，台北扣查一艘厦门帆船，指非法闯境，且有刺探军情之嫌。事件可能令两岸关系绷得更紧，但谈判释放人船也可能成为两岸恢复接触的契机。

事情发生在“五二零”前的5月14日，当天清晨，台湾刚成立不久的海岸巡防署查获一艘进入台湾海域的内地机帆船。海巡署将这艘船押回台湾，而船上的五名男子则送往宜兰靖庐分别隔离收容，等待进一步调查。

海巡署表示，海巡队是在距离台南县曾文溪出口八海里处，发现五名内地男子驾着一艘名为“银鹭号”的机帆船，“非法闯入”台湾海域。

海巡署人员表示，由于发现的物品并不寻常，这些人又都没有船员证，因此怀疑这些人的身份不单纯，可能有其他不寻常的动机。再加上这五名男子私自闯入领海，已经有触法的事实，因此将他们带回队部处理，并以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这位人士表示，根据种种的迹象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一艘查探情报的间谍船，不过由于目前案件已移送侦察中，且有内地的网友张贴文章对海巡署的行动表示不满，因此现在他们不愿对此案多加揣测，只静待调查结果。

魏军等人告诉海巡人员，他们这次航行的旅程，是由厦门港口出发，预备到钓鱼岛宣示主权，沿途并拍了些照片留念。不过海巡署人员对他们的说法表示怀疑。

海巡署人员表示，船上的食物仅有少许的泡面（方便面），根本不够这五名男子所说八天探险行程所食用，且船上所备的油料也不足，因此海巡人员甚至怀疑，这艘船可能有意驶入曾文溪，甚至上岸偷渡入境，进行进一步的情报工作，或者有其他船只接应。而以上这些疑点，都是目前检方调查的重点。

海巡署强调，这个事件其实相当单纯，银鹭号有违法事实在先，海巡署扣押他们是尽了自己的职责，和外传是为了报复大陆封杀张惠妹事件无关。

在海峡彼岸，内地有关机构和人员则大喊冤枉，指这是明显的乌龙事件，“如果不是刻意的政治抹黑，就是一场误会”。

据称，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还没有人驾帆船进行过类似的活动。根据计划，全部的航程分为三个航段，即台湾岛航段、南中国海航段，以及中国内地沿海航段。

计划作好了，船也找到了，“是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举行的大连至香港帆船拉力赛时用过的船，这艘船用于厦门至珠海航段，回来时船就留在厦门”。这条船实际上是一艘运动帆船，而不是如台湾媒体所说的机帆船，“船上那个四点五匹马力的舷外摩托，是以备万一没风时推动的，平时航行主要靠风帆，一般的运动帆船都是这样装备的。此外，船上还有一部小发电机，用于照明”。

5月11日下午，在厦门老市区的和平码头一号方舟举行了启程仪式。当时，现场热闹非常，聚集了一百多人，包括不少当地媒体的记者。13日的《福建工商报》即报道了“银鹭号帆船开始中国海疆之旅”的消息。17日，《厦门广播电视报》也报道了这条新闻。

厦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哪有这样搞间谍活动的？就是再笨，也不至于用一条帆船去偷拍台湾的军事要点，“台湾当局应该也知道，经过半个世纪的情报收集，我们对台澎金马，不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而且对其地形和布防，应该说是了如指掌”。

实际上，“银鹭号”出师不利，一开始就有预兆。对于主办者来说，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比如这趟航行，就没向当局报备，五位船员中，有人知道是没有报批的，有人可能不知道，“《北京青年报》的张力，他可能认为我们有报批，所以也带了身份证和记者证上船”。

主办者也没为有关人员购买保险。据称，曾去平安保险公司洽购这五人的人身保险事宜，“但保险公司不给买，说这是可预见的风险，因此也就没办成”。

五人被台湾有关部门扣押之后，张力在14日和15日都打电话给他弟弟，表示很安全，并让其弟先别告知内地官方。有人在5月19日正式将此情况报告厦门海事局，至22日才以正式报告向厦门市台办求助。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作为中国人，要到台海一带走一走，这也是一种民意，因为台湾也是中国的地方，倒也无可非议，只是要遵守有关规定。

那一边厢，魏军等五人已在宜兰靖庐过了近二十天的被关押生活，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待判决，渴望早日回内地与家庭团聚。而海峡两岸人民也密切注视这台湾政权更迭后发生的第一宗涉及两岸的纠纷：这件事可能令两岸关系进一步绷紧，但也可能引出海基海协两会接触，为化解两岸绷紧状态提供一个契机。

这期杂志还配文刊登了台湾第四海巡队队长巴以宁站在地图前向众多记者发布消息的大幅照片，并刊发署名童清峰的短文，题为“台湾海防当局内部争功”，转录如下——

“银鹭号”事件也爆发海防当局内部的抢功争议。侦办此案的台南地检署检察官黄朝贵表示，海防当局内部为了抢功而不惜将侦办机密泄漏，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令人痛心。

被指“抢功”的是海岸巡防署第四海巡队和台南县机动查缉队。据了解，“银鹭号”被押回队部检查后，海巡队人员查无走私证据，原要将人船押到外海驱离；查缉队人员赶到会同调查，却从船上起出照相机等装备，认为动机不单纯，要求将人船查扣，才查出涉嫌刺探军情的疑点。当时两单位也建立“共识”，就是基于总统就职在即，此案不发新闻，但最后还是有人泄密。同时事后传出海巡队为了抢功，而在相关报告中将查缉队排除，也令查缉队相当不满。

被关押的第二天清晨，尖利的哨声响了，有人高叫：“起床！”我从一夜的梦中惊醒，真希望昨天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但睁开眼，清清楚楚看到的是铁窗。一激灵爬起来，迅速地叠被，外面已经在喊：“床上坐好！”公差在门上的窗口告诉我，要像和尚那样盘腿坐直。

之后，随着铁门的开启，楼道里传来穿拖鞋的噼里啪啦的跑步声，并一路高喊：“长官好！”一个个光头从我门外闪过，跑进水房兼厕所。不出两三分钟，公差在叫：“洗脸的快出来了！”于是，那些光头又一一闪过，高喊着：“谢谢长官！”这样一拨紧接一拨，最后轮到我们五个，但要一个出来，下一个才能进去，不能碰面。我用那半截无柄的牙刷沾上牙粉草草刷了几下，又用凉水抹抹脸，外面就有人叫了。

早饭时铁门打开一道缝，我从地上端起一饭盒粥和咸菜。以后每餐如此，中午和晚上是米饭上加几块豆腐或猪血，还有菜叶。

早饭后不久，外面又喊：“静坐开始！”这才是真正的盘腿打坐，两手平放在膝上，身体挺直，闭目，一动不动。狱警在不停地巡视，稍有人松懈，他就会用警棍砸门吼叫，直至拉出去惩罚。静坐的时间显得很漫长，两腿发酸，脚骨和脚踝在床板上硌得生疼。我咬着牙不知熬了多久，终于听见喊：“活动！”但腿麻得一时无法动弹。此后的八个多月，静坐是每日必修课。我逐渐地学着在静坐的时候去想很遥远的事情。

在楼道的值班台墙上贴着一张黄色便笺，写着：“接上级指示，14、15、16、17、18寝人员，情况特殊，加强看管，切切注意，防止串供！！！”

而在我的门外，插着一张卡片，上面特意写着：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力。这可能是为了提醒那些狱警对我多加留神。公差又扔进来一条橘黄色运动短裤，裤裆和裤兜都破了洞，两边也撕开了口，估计它的前任使用者是个大块儿头。惟有我的名字是用墨笔新写上去的，这条短裤伴随我度过了在处理中心的夏秋两季，睡觉时我还常把它套在脚上，以抵御蚊虫叮咬。

一连几天没人理我们，这天上午我正呆坐着，忽闻外面叫我们的名字，并让我们带上名牌出来。听狱警说要提讯我们，我心头顿生一丝喜悦，只要有人搭理就好。我快步来到丙区的铁栅栏门前。立足未稳，迎面撞见一个凸肚、戴眼镜的矮胖警员，胸前的警衔是一杠四星，而看押我们的狱警都是一杠二星或三星，他是个小队长。见他叉腰站在那里，我连忙点了下头，谁知他抬手就打，骂道：“他妈的，这是谁教的，连规矩都不懂！”

押我的狱警训道：“这是大长官，要敬礼，喊大长官好！”随后被押着小跑过来的王光满连忙敬礼喊：“大长官——”但已经来不及了，两个巴掌啪啪落在他的光头上。他像我一样，本能地想要讲理，但马上就把嘴闭严了。

我们被戴上手铐分别押着，相隔几米，来到楼下，用各自名牌换了“提讯证”，出狱区的大铁门，进了刚来时的那座办公楼，又遇上那两只溜达的警犬，它们那副自以为是的神态与这里的主人差不多少。被带上二楼，楼道里是几个提警棍的人在足留达，我们分别进入几间提讯室。

屋里空荡荡的，用细腿儿的三脚架支起一部袖珍摄像机，镜头对着中间的一把铁折叠椅，那无疑就是我的位置，对面已端坐三人，居中的穿白衬衣，头发油亮，像是当官儿的；左边是个四十来岁的黑胖子，平头，穿T恤衫；右边的是我一来就领教过的“小帅哥”，他正端好架势准备记录，看样子是个助手。

此后将近三个月的马拉松式审讯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企图摧垮人的意志的审讯，是不惜掘地三尺挖到什么把柄的审讯，也是几个内地平民在庞大的台湾“情治”系统面前尽可能保护自己少受伤害的曲折的经历。

我凭记忆数了一下，他们先后共调来17名各部门的精兵强将，真是不含糊，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显得很有经验；从他们流露出的蛛丝马迹以及媒体披露的情形看，大概有“国安局”、“国防部”、调查局、海巡署、警政署的，好像直接向“陆委会”等上层要害部门汇报。

他们如临大敌，以我们被抓的日子为代号，成立了所谓“0514”专案组，摆出如此强大的阵容对付我们五个内地平民，足足审了将近三个月，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一天接一天的提讯，他们把在海巡队已经问过的话题又翻来覆去地问，我的回答无非就是航海的事实经过，他们换了一盘又一盘录像带、录音带，不厌其烦地让我把话一遍遍写在纸上。对我来讲，写写字总比老让手闲着好。他们时而威逼，时而利诱。还详细讯问个人履历，连上小学的同位子，入红卫兵、共青团的介绍人都一一追问。我只好告诉他们，我没有那么强的记忆力。他们甚至荒唐地问，当时那个团组织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都干什么？分配过你什么任务？

他们这些家伙的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令我颇感意外，觉得很有点像内地早已过去的“文革”。同时也引起我的警觉，所以有关入伍等等的履历我都精心回避掉了。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自然他们也不会放过，而我父亲就是解放军“四野”的一名老兵，把“国军”从东北一直赶到海南岛；我家的亲戚中也不乏党员或国家干部，为了不致无事生非，对这类情况我一一编了另外的说法，再次被问起时还不能露出破绽。

他们居然也会脱口而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人既耳熟，又觉得怪异。有时他们会强调：“你要是不老实交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内地也是有办法的！我们查你这么个人很容易，我们埋在你们那边的人有的都超过50年了，可能就生活在你们周围！”过两天他再审讯时就说：“你上次讲的全是假话，我们在内地那边已经有信息了，你的情况我们全都掌握。”因为我们五个被分开审讯，所以他们会说谁已经讲了你的什么问题，你还不交代吗？或者恐吓你。你刚申辩，马上就给你戴上手铐，采取粗暴的强制措施。

接触后给我的感觉，一些专事搜集情报的审讯官也是带着成见对内地的阴暗面特别感兴趣，这或许与台湾媒体多年来的倾向性有关，对于内地哪里发生爆炸、哪里有天灾人祸之类的事很关心。他们诬陷我们是“间谍”，其实，他们自己倒真不愧是素质颇高的间谍，对内地的很多情况怀有特殊的兴趣，往往喜欢问一些刁钻的或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身份都很神秘，相互之间从不称呼名姓，总爱用台语对话，每人都有两只手机。

有个绰号叫“教授”的人，精瘦、谢顶、小个，戴眼镜，据称是位犯罪心理学家。他总爱直直地盯着你，好像能洞悉你的内心，随时在跟你做心理较量。然后，他马上就告诉你：“不要跟我捣鬼，我打过交道的人不知要比你厉害多少倍！你如果想有所隐瞒，如果有什么异常的念头，想耍什么把戏，绝逃不出我的眼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他自己说他在内地某大学进修过心理学。他还会跟你瞎扯，你说自己在某行业工作，他就和你扯这个行业的事情；你对什么有专长，他又和你扯这方面的情况。你要是一句话讲得随意点，他马上就会穷追不舍刨根问底。总之，千方百计想在你冷不防时抓到什么把柄。

每当他死盯着我，我就只好很坦然地与他对视，尽管他的模样并不耐看。整个审讯过程，若是不知道的人看来，倒有点像推心置腹的朋友，都直视对方有问有答。不是我心理素质有多强，而是实在没有什么可心虚的；同时，关于问答技巧，我在内心里也并不以为他这位“教授”对我这位记者占多少上风。

当然，斗智也得有个分寸，仅仅为抖机灵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某些时候，对于某些问题，不妨显得无知些、单纯些，这样会满足审讯者的虚荣心，从而使他们的心情好一些，放松一点对你的压力。

他们总怀疑我不是《北京青年报》记者，他们追问：为什么你这个记者部主任要亲自跟船采访，而不是派个记者来？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只能反问：为什么不能是我来呢？

事实上，我向往大海，向往航海，我觉得不论对我们还是对公众而言，这样一个活动都是有意义的，这样的独特经历无疑很有价值，所以我没有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

有一天晚上，又是五六个人审我一个。问了不少新闻业务的常识之后，“教授”忽然问我：“安顿这人怎么样？”几个人都马上看着我的反应。我确实暗自吃了一惊，显然他们连安顿是《北京青年报》员工这样一件事情都清楚。好在我虽没读过安顿那本《绝对隐私》，却和她坐过同一间大办公室，所以我反问：“她那本书好像是专写忧怨女人的，你们也会读吗？”

“教授”似乎有点失望，他这件秘密武器看来没有奏效。别的人转而问我：“她今年几岁？”“漂亮不漂亮？”“结婚没有？”我怎么会对一位女同事妄加评论，于是我笑道：“女士的年龄、婚姻，我不便打听。至于漂亮与否，那要看个人的眼光了。”

一天上午，一个络腮胡子的黑脸“长官”隔着铁窗问我：“喂，你是哪里人？”我说是北京人。他问：“北京人怎么也偷渡？”我向他解释，他却皱着眉头说听不懂，还骂道：“他妈的，你会不会讲国语！”我很奇怪地问：“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怎么不是‘国语’？”他又没好气地问：“你们吃饱撑的跑到我们台湾来干什么？”虽然我从心里并不认为台湾只是“他们”的，但我还是按照事情的经过告诉他，我们根本没打算上岸，只想从海上看看台湾，只想去钓鱼岛那边表达维护主权的意愿。起初担心被日本人拦截，没想到却夭折在台湾，真令人悲哀。

最初的半个月是很难熬的，因为那时我还完全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完全不能想象就这样丧失自由地一直苦等下去。清晨都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被尖利的哨声惊醒，于是在夜晚的梦结束以后，白天漫长的噩梦又开始了。

我们五人中，惟有小王那间囚室与我斜对角，我们常在铁门上遥相对望。有段时间他总踮着脚，抓着门上的铁栏，露出多半个脑袋，向我示意、摆手，或频频打出“V”字手势。我也冲他点头致以鼓励，但却没有以同样的手势回应，因为我实在觉得离胜利尚很遥远。

每个狱警身上都有两样必备的东西：挂在胸前的哨子和别在腰间的警棍。每天24小时，丙区的狱警两人一组分为七班，分别是8－12、12－14、14－18、18－20、20－24、0－4、4－8时。白天换班的时间都要点名，依次是6、8、12、14、18、20时，另外就是在临睡前的22时。规定的睡觉时间绝对不许干别的事情，躺下后的一个小时内下地撒尿也不行，而且必须得让巡视的“长官”看得见你睡觉时的脑袋。同样道理，非睡觉时间绝对不许躺下。

据经历过的大陆客讲，新竹处理中心的规定更奇特：凡是夜里起来小便的，都必须举着自己的名牌到铁门前喊：“报告长官，某某号请求小号。”如果长官听见了，并说“可以”，你才能说“谢谢长官”，将名牌别在门上的铁栏杆中间，然后方便；完事后再到铁门前请示：“报告长官，某某号小号完毕，请求睡觉。”长官允许后，方可上床。赶上长官困倦或是不耐烦的时候，你可就惨了。

我孤陋寡闻，确实没听说过纳粹集中营里有这样的“程序”；读过的《水浒传》一类的书中也未曾发现林冲等重囚享受过此等待遇。台湾狱警关于夜间小号的这一创新，大概是够资格在古往今来中外监狱史上添一笔了。

每次换班狱警来到之前，公差先喊：“床上坐好！”大家就必须马上停止一切活动，盘腿挺胸目不斜视地坐在床边。之后也许很快，也许要多等一会儿，狱警的皮鞋声就响了（他们的鞋跟往往钉了铁钉），接着他的面孔依次出现在各牢门的窗上，房中的倒霉鬼们马上齐声高呼：“长官好！”狱警威风八面地喊：“一寝！”马上有人高呼：“有！”狱警如果心情还可以，就会喊：“活动！”于是大陆客高呼：“谢谢长官！”狱警便走到下一个房间。

假如狱警不满意或还不尽兴，就会反复地喊寝号（房号），甚至挨个点名，迫使大陆客反复地扯足嗓门儿高呼，直到声嘶力竭；凡让狱警看不顺眼的，还会被叫出来收拾一顿。每次点名的最后就轮到我们五个，有的狱警很挑剔，喜欢一遍遍高声点名，直到我们的应答足以传遍整个狱区才会罢休。

“副座”（狱警们对他们的副中队长的尊称）通常在上午10点左右巡视，在他身旁总跟着一名精干的年轻警员。“副座”并不发话，只是很威严地在每个门前站一下，里面便要山呼：“大长官好！”他颌首，里面又喊：“谢谢大长官！”如果他很满意，还会再颌首微笑一下。应当承认，他是狱方人员中最有风度的。但有一次他突然大发雷霆，不知为什么，冲着铁门里面的一名“大陆客”怒吼：“我枪毙了你！”

由于在牢中看不到什么东西，我的听觉日益灵敏，门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听得真真切切；但这也有很糟糕的一面，因为你不得不听见许多并不想听清的动静，比如值班“长官”打饱嗝、放长屁的声音，还有他们的叫骂声及囚者挨打的声音。别的信息渠道是没有的，作为记者，没有纸笔和书报的时光显得相当难熬；而楼道的喇叭如果播音，除了“长官”的训话，就是两种全然不搭调的广播：佛教讲经或嗲声嗲气的情歌。特别是当这类声音与受虐者的哀号混合在一起时，听觉效果就更加奇特了。

嗅觉也尤胜于以往。主要是送饭时，饭还没抬过来就能嗅到便当盒里面的味道；连少油寡水的菜汤味儿也能直钻入鼻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