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委员，还当着《人民画报》的副总编辑，住房大致不会太差。不过这好日子没摊上几天。结婚不到一年，就无缘无故归到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的行列，自己到北大荒住草棚不说，连累着年迈的岳母和已经怀孕的丁夫人也立即被赶到了两间潮湿的小屋里居住——虽说丁夫人还是党员，可谁让她“遇人不淑”呢。不过，这些事我没有亲见，只能语焉不详，一笔带过了。
我见到丁聪是在1984年。他已是“改正右派”，彻底平反，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不过，住的仍是丁夫人单位分的房子，叫做“二室户”。那时的房屋格局不能同现在比。所谓“二室户”，进门是个过道，可以放一张饭桌。两间卧室，一间是老岳母住，另一间就算丁聪的卧室兼书房兼画室，大约十几平米，除了一扇窗户透亮，沿墙都摆满了书柜，还有一张单人床。丁夫人睡哪儿？书柜旁有一张折叠床，也叫行军床，每晚打开，清晨收起。丁聪是个好读书也好买书的人，走进书店，再不肯空手出来。书柜里放不下，就堆在地上，于是，本来就狭小的房间里，又长出了一个个书的小丘。我第一次到他家，他把我让进书房，我的感觉是一进去就被书堆卡住了，不知该向哪里迈步，生怕一步迈错，引起书丘塌方，而他却轻车熟路，身影一晃，已经到了画桌跟前。
说是画桌，其实只是几只书箱上面搭了一块画板，画板四周也堆满了书，一盏长臂台灯从板边伸过来，照着“画桌”中央那一小块“盆地”，这就是他的画案了。一位久已成名的画家，竟是这样一种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是我始料未及的。但丁先生想得开，他说：“比我住得差的还多呢，慢慢会有的。”我笑了：“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果然，过了几年，丁先生乔迁了，搬到了一座高层板楼，算是三室一厅（或称四室无厅）。估摸一下，大约建筑面积不过百来平米，去掉大而无当的阳台、走廊，可用的面积也极有限，能够摊给丁先生作画的，也就是十来平米的一小间了。不过总算可以有一间卧室，放一张大床了。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丁先生搬家也大半是那些他视为宝贝的书籍与画册。不料书搬过去还没上架，就因说不清的原因，消防水管大冒其水，把他的书泡了个透湿。这个损失令他搬家的喜悦一扫而空。不过，既然受害者不是一家，而且连电梯都给淹了，丁先生也只好忍了。这一住又是十几年了。
房子大了一点，可书又日渐增多。十来平米的画室里放不下，就又放到吃饭间，吃饭间放不下，又堆到客厅，客厅里堆成一座座书丘，又堆到过道里，丁先生的画桌就又只剩下一块小小的“盆地”了。
在这十几年里，北京盖起了无数高楼大厦。当着什么“长”的人不断乔迁，越住越阔气。资历没他老，名气没他响，作品没他多，成就没他大，但关系过硬的一些人，也都分到了很好的住房，而丁先生仍旧蜗居原处。我问他，为什么不向领导提提？他苦笑看说，提有什么用？何必惹人嫌。后来我知道，当时一位文化部的副部长，曾经关怀地问他有什么困难。丁先生因为是老朋友，便坦率地告诉他住房的困难，不料那位老朋友笑笑说：“那你就画一所房子吧。”画饼无法充饥，这话很伤了丁先生的心，从此再不向什么领导谈房子了。今年九月，丁先生的儿子、孙子从国外回来探亲，狭小的家里哪里还有他们的住处。丁夫人只好以高昂的价格临时租一间房子给他们住。这种狼狈的情形，旁人是很难知道的。
我们过去的分房体制，向来是讲级别的。级别中又首先是照顾现职的。丁先生算什么级？政协委员是没有行政级别的，画家也是没有行政级别的，虽说政协委员没有退休一说，但架不住以官论事的规程，所以分房排队，谁也想不到他。如果丁先生会跑会闹，说不定看在“知名人士”的份上，哪位领导说个话，也还可以“照顾照顾”，可他从来就不会为自己的事去跑去闹，因此也就再不会有人在你争我夺的分房当口，想到这位屡屡被新闻媒体称作“艺术大师”的老人。
今年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了。恰巧文化部一位领导又登门拜访，嘘寒问暖。丁先生忍不住又诉说了住房的困难。承蒙领导关怀，丁先生正式写了一份报告，听说领导也批转了有关部门，以为这回总不至于再要他画一所房子了，于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们是从不为自己的事奔竞的，因此也久已不知世事了，以为既然领导已有批示，就等着组织上来通知了，完全不知道如今分房是桩大事，如果不紧紧盯住，谁还会想到给你发通知？果然，等到他们听说房子已快竣工，再去询问时，人家说房子早就分完了，你们没排上队。时代不同了，办事的方法也不同了。丁先生不懂。这就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坏处了。不过，另一位领导还是安慰他们，说是还有希望，还有一处集资盖房，年底可以动工，一两年就可以竣工。呜呼，“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丁先生只得继续抱着希望耐心地等待了。不过，丁先生今年已经八十有四，再过两年……我只有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而且到那时还能继续保持强健的体魄，经得起搬家的折腾了。
（摘自《臆说前辈》，陈四益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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