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做事极其认真谨慎的人。这令我看起来极其没有棱角。
赵径文说新来的人头一个月要坐班，朝十晚五。早起对我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但好在还有认真和谨慎。既然选择，就必须对这种选择付出相应的代价。
初到新单位，是尤其怕违反纪律的。我除去洗漱和路上的时间，又特意早起了半个小时。结果到了单位，还早，大门紧锁，半天不见一个人来，空空的走廊里连个椅子也没有。等了一个多小时，仍旧死寂一片。幸好走廊里铺着地毯，我实在困，穿着超短的裙子一屁股坐在有些污渍的地毯上，顾不得什么矜持。
又累又困的我有些恼火，我讨厌那些光顾着要求别人；却忘了对别人的要求是什么的人。
下午，人才陆陆续续到了。很长时间没早起了，等他们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我已经困得浑身绵软，不停看表，等待五点钟。但又必须假装精神奕奕的样子熟悉着这儿的一切。
事情来得像韩国进入世界杯四强一样没有防备。
赵径文突然叫我过去。“我刚接到电话，姜文四点钟在‘华谊兄弟’有一个媒体联访会，就《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两家，他们希望《演艺圈》也过去，但我有事走不开，你准备一下赶紧过去。”
我暗吸一口气。一是没有任何准备，二是对《演艺圈》的定位完全不熟悉，已经很慌张。没准备不熟悉也就罢了，是别人还好，偏偏是姜文。女的、老的、少的剔除，我惟独不太擅长采访中年男人。
头一天上班，也难得领导信任我。顾不得困了，急切打听要做的是什么栏目，此栏目的定位明细，希望是什么样的结构，“华谊兄弟”又在哪儿？跟谁联系等等。赵径文边给我找采访机边宽慰我，没事没事，先采了再说，别着急。
急倒不急，倒常是有记者被姜文骂是真的。怕挨骂。
我镇定地用剩下不多的时间上网查姜文的资料。那时候他的新闻就是答应扶持陆川的处女作《寻枪》，别的也没什么。但我一想到是姜文，还是有点紧张。后来这事儿居然成了赵径文鼓励新同事的范例，老说你看人家王晴，头一天上班就被我安排去采访姜文跑到顺义去拍片子等等。
“华谊兄弟”会议室里，姜文还没到。我刚有一刻放松，又开始犯困。睡了几年的懒觉，第一次早起，实在太不能适应。攥拳头，深呼吸，并不能解决。事实证明许多错误案件的发生是源自生理反应的不能自控。
后来我还想，如果姜文进来见一个准备采访他的人在打盹儿，多搞笑的一件事儿。
将近五点，姜文终于到了。一进门就笑着跟大家解释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堵车堵得厉害。
看见姜文，我噌一下就机灵了。对娱记来说，面对姜文、崔健此类的人物，无法像对待其他人一样轻松。他们的言语永远像最利的刀刃，并且尤其针对媒体。
他依旧穿一件黑色T恤和仔裤，裤管挽起来，黑色的大头皮鞋里没有袜子。随意得很。眼镜有些斯文，白色的，学者或白领常戴的那种。眼睛躲在镜片后面放射着智慧，并蓄起胡子，配上那眼光，胡子显得肆无忌惮。
他的状态，疲惫里透着神采，像是很长时间没有停歇过，也将永远不会停歇一样。
那天的姜文兴致很好，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没有排斥和抵触，像和胡同里的街坊拉家常一样亲和，抽着“555”。
他敏捷，他诙谐，他的智慧从无计划地放射到最大程度。他的话从自然地想到，到流畅地表达，不皱眉头，不加思索。独特的语气，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尤其在一个青涩的小小女娱记眼里。
这与通过媒介听他的话，力量是不一样的。那时你只是在听他说话，这时是你在与他对话。
他很忙，在自己都觉着还没尽兴的时候被接二连三的电话催走了。拍摄落空。
回到家时已经很晚，虽然疲惫，但第一天上班的经历还值得回味。只好写，释放。
之后才发现其实写一篇姜文的文章很容易，因为他说的每句话都精彩，这时候基本上做好一个尽职的记录者就可以了。难度在于准备与他对话的前奏和跟他对话的过程。
摘自《明星那事儿——一个女娱记与明星的“飞”一般生活》（王晴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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