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是这样说的：“红军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官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红军战士陈诗林回忆：“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周副主席（周恩来）对邓大姐（邓颖超）说：‘我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像个睁眼瞎。’他看看我说：‘陈诗林小老亻表，现在你没啥事，出去找些报纸来。’我听了立即走出四合院，一上街就碰上了汀州红军卫生军校的同学欧阳懿、陈志芳、谢登鸿。”“我们四人吃完饭，一起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伪镇公所，看见堆着一大堆国民党的报纸。我们找出几张《大公报》。报纸上有关内容大致是：‘共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西黑山街。打秦岭、逼近西安，向北逃窜，进入陕北匪区。’我把这几张报纸交给周副主席。后来我们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到了陕北。我当时哪里知道红军去陕北与我拿来的报纸有关系。”（见1996年10月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
——据马文瑞、贺晋年、王世泰、吴岱峰同志回忆：“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匪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这些已经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他还多次找参加长征的原陕西地下党省委委员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见199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第十版）。
——红军老战士刘英同志回忆：“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在当地邮局得到不少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翻阅这些报纸，得知陕北有苏区根据地、省红军、省游击队的消息。……长征以来，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开头想到湖南西部，没有成功。后来想跟二、六军团会合，又遭到重大挫折。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当时的情况又予改变，有在川西发展的设想，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跟张国焘争论，就是坚持北上向东，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根据地，很自然，就决定到陕北落脚了。……张闻天9月22日在前委机关报《前进报》上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上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作了分析，从而提出：同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建立新苏区。9月28日，在通渭的梭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见1993年3月29日《新闻出版报》）
从上述三处引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红军长征最后落脚陕北，与从一份报纸上得到的信息有关，即陕北有苏区根据地。那么，到底是哪份报纸呢？陈诗林和刘英都说是《大公报》，而索尔兹伯里说是“国民党报纸”。显然，索尔兹伯里的说法有误，他把在国统区出版的一份私营报纸，说成是“国民党报纸”。
按照刘英同志的提示，笔者查阅1935年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果真有不少这方面的消息。例如：
——“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军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见1935年7月23日天津《大公报》）
——“陕北赤匪主力，原以清涧、安定间之乡间为根据地，延川、延长、绥德、吴堡等为出没游扰之所，至神木、府谷、米脂等，不过为匪中一二支队及匪民不时出而骚动之区而已。日前赤匪集合首领刘子丹（即刘志丹）、谢子长、杨祺等于安定属之于家湖开某重要会议，对于扩大匪区似抱有绝大企图。事后，匪首刘子丹率领伪二十七军一部，又安定扰三边，匪首杨祺率领伪四十二师由延川扰陕北关中交界之韩城等处。……本月13日匪忽出现于绥德西川之三皇，约6000人，枪械三千余，势甚凶猛。……17日匪之主力部队，在清涧之老君殿、高家塔被发现，计3000余人，枪械齐全，为匪部精华”。（见1935年7月30日天津《大公报》）
从1935年7、8月间天津《大公报》的报道看，陕北有刘志丹部队和徐海东部队，并有相当的实力。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得到了报纸所载陕北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从报载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经过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这种最坏的打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原来就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因张国焘的延宕、动摇、反对、分裂而失良机，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到陕北落脚，作出这个决定，直如水到渠成”。（见《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版）
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天津《大公报》的一则报道，对决定长征终点起了关键作用！ （摘自《世纪》2003年9月号，王鹏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