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史诗呢？一般文学教科书给出的定义实在是差强人意的。借助于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我们终于了解了史诗及其产生奥秘。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在远古就留下了它们的故事和歌谣。在某些文化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并成为经典性的世代传唱作品的，正是史诗。从荷马的盲人身份可以推知，史诗最初都不是书面的作品，它们靠游吟诗人口头吟唱而得以代代相传下来。流行的说故事是古老的讲唱艺术的残存形式。在古代爱尔兰，游吟诗人（b ard s）是一种职业身份，他们将所有故事被按照以下的类目收集在一起：出生，私奔，历险，旅行，战争，盛宴，求爱，幻想，奇袭，侵扰，毁灭，屠杀，侵入，爱情，远征，洞穴，死亡，围攻，狂热。这些故事题材的吟诵是要根据不同场合的情景而即兴做出的。在许多无文字的部落社会，史诗的演唱是神圣仪式的组成部分。这种原生态的仪式功能绝不只是文学的、修辞的或审美的欣赏，而是起到非常重要的文化整合作用：通过语言和展演的象征作用，确认神圣的祖先和历史传承，强化宇宙时空的重新开始（重演开天辟地的创世过程），万物秩序的有效性；强化社会群体的心理认同感，驱除恶魔与鬼魅，克服自然灾害和瘟疫，治疗社会成员的生理和精神疾病。曾经在纳伐鹤印第安人中生活的人类学者巴利.托肯认为，纳伐鹤人的草原狼故事被用于治疗仪式。在无序和混乱给人带来痛苦之时，这些故事是用于重新组织和整合事物的一种药物。“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道德的或者医治的目的来讲述这些故事，那对他们和他们的整个群落都会是一种冒犯之举”。
可以不夸张地说，史诗对于初民社会而言，既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又是文化教育传承的根本媒介。其当时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用我们汉民族口传文化的最后一位圣人孔子的话说，就是“诗可以群”！用人类学的描述来说，唱出的故事本身在特定仪式语境中被赋予了非凡的力量，任何听到这些故事的人会得到祝福和好运。这是史诗传唱作为“活”的文学，同书面阅读式的“死”的文学的根本功能性区别之一。像藏族的口传史诗《格萨尔王传》，近年来借助于现代录音技术，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已经录下2000多盒录音带和相当的影视录像。可以确信，不久的将来这些珍贵的文学展演的多媒体情境会给“死读书，读死书”式的文学教育方式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变革。
从上述意义上看，译林出版社在世纪之交陆续推出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就显的更加引人注目。它收入了已知的世界各主要文化中流传的英雄史诗19部20多种，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向中国读者展示出世界史诗文学的全景景观，其宏大的人文情怀和深远的学术思想价值会使所有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眼睛为之一亮！可以说，这套由我国目前一流翻译家精心打造的史诗经典的系统引进，成就了西学东渐以来世界史诗译介方面最宏伟的壮举。其推动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将日益显现。译丛既包括了人们较熟悉的欧洲文学中的经典史诗作品，如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英格兰史诗《贝奥武甫》，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俄罗斯史诗《伊戈尔出征记》等的新译本或新校本，还收入了非西方的重要史诗作品，如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波斯的《列王记》，格鲁吉亚的《虎皮武士》，阿根廷的《马丁·菲耶罗》和亚美尼亚的《撒逊的大卫》。特别是题名为《松迪亚塔》的五部非洲史诗的翻译，直接来源于20世纪人类学家对民间口传文学的考察和记录。这样的作品对于打破多年来西方中心主义文学史观关于“非洲无史诗”的偏见，重新从后现代的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建构总体性的文学人类学大视野，应有重要的启迪。
笔者建议，如果这套译丛还要继续的话，不妨更加拓宽眼界，借鉴后殖民理论的重要观点，更加注重发掘一大批被形形色色的文明自大狂、文本中心主义和文学史的贵族化倾向所压抑、遮蔽的直接来自民间口传文学传统的作品。例如，欧洲在古老的凯尔特时代由诗人歌手传承，在中世纪后以书写下来的早期爱尔兰手稿：《牛皮书》（The Book of the Dun Cow，11世纪）；《伦斯特集》（The Book of Leinster，12世纪）；《巴雷莫特书》和《莱坎黄皮书》（The Book of Ballymote＆The Yellow Book of Lecan，14世纪）。这样体现学术民主的选择，可以突破在既定的权力／知识格局中习以为常的“边缘／中心”两极关系，突出发挥编译者的主体意识，推进文学史观的“再经典化”（recanonize）的当代变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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