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欧洲文学史》受到舆论普遍关注并得到好评原因很多。首先，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编撰者们为自己拟订了必须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标准。为保证达到这样的水平，新编《欧洲文学史》编委会邀请了目前我国（包括港台和现处海外）在相关各欧洲国家、地区和断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优秀学者负责撰写工作，其编写队伍真可以说吸收了不少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佼佼者。在整个编写过程里学者们都努力做到超过其前身，即由杨周翰、吴达元、赵罗蕤主编，由冯至和朱光潜等知名学者参加编写和讨论的老《欧洲文学史》。该《欧洲文学史》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界的典范著作，在它之后出版的一些《欧洲文学史》都没有脱离它的模式，更没有超过它的水平。
然而，在进入新千年之际，又是北京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承担重任，主持重新编写了《欧洲文学史》。人们对他们充满期待，希望他们能超越前辈，突破他们的前辈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所受的种种限制，吸收这几年来国内外欧洲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写出一部水平更高的《欧洲文学史》。参与新《欧洲文学史》编写的学者们没有辜负大家对他们的期望，他们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我作为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为同行们做出的出色成绩感到无比高兴。
虽然关于这部新《欧洲文学史》的优点已经有不少评介，但在我看来，其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它很好地继承了杨周翰、吴达元、赵罗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真正写史的优点，而且写的是名副其实的欧洲文学史。文学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学史（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流派和作家研究，还有作品研究，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文学有自己的历史，从它产生一直到现在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前后衔接、但又一直在变化的过程。一部文学史能否把这个过程清楚地表述出来，是它成败的关键。在一部名为“文学史”的著作中，如果看不到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看不到各种文学流派、文学形式、文学风格演变的过程，而只看到一个个具体的流派、具体的作家，而且这些流派和作家之间既无纵向也无横向的联系，那它就不应称为“文学史”，而应该老老实实地称为“流派和作家词典”。北京大学主持编写的这部新《欧洲文学史》绝不是这种词典式的“文学史”，因为它把欧洲文学的变化发展，也就是它的历史，清楚地描述了出来。不论是李赋宁先生写的《绪论》，还是各章的《概述》，都突出了史的特点，就是在评介具体的流派和作家时，作者们也总是努力把评介纳入到史的总体框架中。
新编《欧洲文学史》不仅是真正的文学史，而且也是真正的欧洲文学史。既然取名“欧洲文学史”，那就理所当然要写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而不是欧洲国家各自的文学及其历史。欧洲不仅是个地理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确有它自己特有的文化以及文学，而且这种文化和文学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形成了一个欧洲文学的传统。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是欧洲各国文学共有的源头，接着就是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市民文学，17世纪的巴洛克文学，古典主义文学，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纪末文学以及其他重要的文学运动，这些都是全欧洲的文学现象，而不是某个欧洲国家特有的产物。不仅重要的文学运动和阶段为欧洲各国所共有，就是一些作品，像骑士小说、《列那狐的故事》等等，都具有强烈的欧洲共同色彩，远远超过了某一个国家作品的范畴。正是因为有这些共同的东西，欧洲文学才成为一种统一的、一体的文学，而不是各国文学的简单相加。一部《欧洲文学史》如果把握不住欧洲文学这个整体，而只知道各个欧洲国家文学的具体情况，那就应当编写像吴元迈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那样的著作。北京大学主持编写的这部新《欧洲文学史》恰恰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功。所以，我很同意王守仁先生在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新《欧洲文学史》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文学史，而不是英，法，德，俄等国别文学史的简单累加”。我认为，这是对这部新《欧洲文学史》的最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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