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调节情绪的一种有效方式，骂街在日常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无疑为喜欢热闹的人平白提供了许多机会。不过，对那些除了喜欢热闹，而且对暴力场面的欣赏有更高要求的人来说，碰上两个势均力敌而又永远没有肢体接触的可能性的骂街高手，无疑是一件十分乏味的事。不仅火爆激情的表演不会出现，而且最为令人懊恼的是，费了半天劲，竟然不知道谁胜谁负。交战双方必然都是信心十足、理直气壮，必然都认为已经尽情羞辱对手并将他（她）驳得体无完肤，必然都为自己吸引了一批听众而心满意足，而且必然都表现出那种获胜后的智力和道德上的双重优越感。
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过，世事万千，形式尽管不同，道理却是相通的。所以，骂街高手获得的这种自慰式的快感应该是一种普适的情绪，也就是说那些流着臭汗骂街的人能体会到，那些流着香汗争论学问的人也能体会到。（我绝对没有把学术争论和骂街相提并论的意思，如果你这样认为，我不能替你承担因此引起的后果）现成的例子数不胜数，别的不说，上个世纪末闹得沸沸扬扬的“科学大战”就是很好的明证。
发动这场战争的文化精英们往往自称为（或被称为）“左派”，反对一切偶像崇拜是他们的宗旨，相对主义是他们手中战无不胜的武器，经过他们精心地解构和诠释，一时间，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知识的真理性、科学知识的普适性等等，这些长久以来人们习惯的看法，都成了皇帝的新装和空中的楼阁，也都成为需要摒弃的古董；科学的历史也不在是一部记录真假对错的历史，而不过是另外一部权利争斗的社会史。他们自信地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真假对错，“成者王败者寇”这个亘古不变的教条就是揭开科学——这个当代的弗兰肯斯坦怪兽——的真相的密钥。他们洋洋自得地搬弄着历史和哲学，一份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在身上畅快地流淌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对手——大多数是科学家也包括一些更为保守的文化精英——保持着贵族的傲慢和自尊，对待这场所谓的战争敬而远之、漠不关心甚至轻蔑不屑。当然，在科学家们的小圈子里，弥漫着的优越气氛丝毫不亚于左派的精英们。左派精英常常乐于炫耀玩弄历史的技巧并以此显示对手的笨拙，而科学家们则因为对手在常识上的无知而窃笑不已。出版于90年代初期的《高级迷信：学院左派及其对科学的指责》是科学家们公开反击对手挑衅的一个信号，它从名字上就清晰地传达了科学家们内心的优越感。索卡尔诈文事件是这场反击中最为严厉的一次，索卡尔精心炮制的假论文不仅让科学家阵营在公众面前更加牢固的树立了自信心和优越感，甚至也使得左派文化精英更加审慎地开始检讨自己的学术素养、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本着“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索卡尔和他的同好们在诈文事件之后不久推出了《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无须多言，同样只是从名字中，我们就不可能感受不到作者们以胜利者自居的味道。在这里，作者们不仅想再次证明左派文化精英们在科学方面的贫乏，而且也想证明，在他们一向自诩擅长的历史和哲学领域，同样充斥着大胆的胡说和浅薄的错误。当然，指责对手在沙滩上建房是一回事，对手承认自己的确是在沙滩上建房则是另一回事，所以很难简单地说他们是否达到了目的。可以预料，因为立场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的人对此作出的判断可能相去甚远。我个人以为，草率地认定《沙滩上的房子》表现出科学家们有一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小集团主义倾向并不十分合理。在今天基本上没有人会认为不能对科学进行历史、哲学或者社会学的考察，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只在于该怎样进行这样的研究。科学家们反感的，一方面在于文化精英们极端的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毫无边际的联想（譬如在科学与男性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随意的建立关联）已经使正常的学术研究变成了哗众取宠的闹剧。在后面一个问题上，《沙滩上的房子》中收集的几篇案例分析还是颇为切中肯綮的。
骂街结束的前提或者是听众失去耐心或者是参战者自己失掉耐心，学术争论同样如此。一场令自己也令别人感到乏味的对话不会有长久存在的价值。尽管现在对科学大战作出这样的断言似乎还有些为时过早，但一些双方都表现出来的迹象表明这场争论正在转变为争强好胜的大学辩论赛。获取智力和道德上的双重快感本来应该是骂街的结果，但现在却成为了某些好战者的动因。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并没有什么立场或原则，他之所以偏执地坚持某种说辞，只不过希望能显得与众不同。这样的结果便是争论中的思想日渐削减，机智俏皮的庸俗玩笑和无伤大雅的人身攻击越来越多。（《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美〗诺里塔·克瑞杰著，蔡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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