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库切考察了作家与极权国家所施行的恐怖暴政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库切在文中反复提及的刑讯室和酷刑，不仅指向暴政，也更多关乎小说的创作。在种族主义南非这样一个国家里，作家的良心让他们不可能回避政治主题，为文学而文学。
但是，在指出刑讯室对南非作家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之后，他更关注的是作家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反映这个国家“邪恶的神秘”。他反对反种族隔离小说创作中的“新八股”，尤其不认同在小说中对刑讯室做“现实主义”k k按照我们的理论语言，或可称之为自然主义k k的描写，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做，即便不导致色情联想，也会使作家参与到暴行中，帮助统治者传播恐怖和“消解反抗”。这是他所谈的写作“陷阱”之一。
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库切希望回避对恶行的细节描写，转而从更高的，人性的层面上予以考察。他因此推崇另一位南非作家南丁·戈迪默，将她的小说《伯格的女儿》与陀斯妥耶夫斯基联系起来，他认为戈迪默看到了一个黑暗社会的实质在于“没有行刑者的酷刑”，人性之恶恐怕更甚于国家机器之恶。从这个高度上来看库切，或许可以使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选择。
库切以一种对“全人类……人性的复归”的渴望结束了这篇文章。那一年是1986年，曼德拉还在黑狱中，白人政权的刑讯室继续如狼似虎地工作。三年后，也即1989年，德克勒克取代博塔担任执政的国民党主席，他在竞选演说中提出：“种族歧视必须取缔，除此之外别无选择。”1990年，政治解决进程正式启动，曼德拉获释。1993年12月，南非议会通过了该国历史上第一部非种族主义的临时宪法，次年5月9日，曼德拉当选总统，种族隔离制度终被以和平而非革命的方式埋葬。
库切在文章后半提及的“戈迪默小姐”，在此文发表5年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比他早了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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