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讽刺文学作品，书中既无意境高雅，也无语言华美，更无心灵高尚，只有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讲述着种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行为。譬如开头那段话，里面既有骂人粗话，又有不堪入耳的脏话，而且还有错别字！短短一句，两个插入语，把句子插得七零八落。像“在果戈理的语言中有很多外省的，粗野的，但却是鲜明而富有特色的词语”（В.彼列韦尔采夫语）一样。难怪人们拿它比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书中还有很多句子，插入语似乎都插得“不是地方”：插在名词和形容它的定语之间，插在数量词的数词、量词之间，甚至插在介词（譬如“尽管”）和它引导的从句之间，等等。更奇特的是，书中把万千作家通常作为主句谓语的“他说”，与作为宾语从句的“他说”的内容一锅煮，全放到了引号里面。引号里的一段话，有时甚至有“他说”、“他说”好几个。一些话前言不搭后语，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一些车轱辘话滚来滚去，让人忍俊不禁；故事讲述人——作家讽刺摹仿的所谓“无产者作家”，就是这么个说法。书中中篇感伤小说的故事讲述人就不这样说。他的句子大都规规矩矩。但是里面有几个句子，主句套从句，一句好几十字，读得喘不过气来。那是作家讽刺摹仿的“知识分子作家”的，“讽刺摹仿当今的红色列夫·托尔斯泰或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不顺溜的，粗笨的文风”的。跟他不一样，“无产者作家”的句子“减字偷声”，奇短奇小，如强化分割句“人差一点被切了。做手术时”。“做手术时”本该是个状语从句的，说话时给忘了。说完后想了起来，一补，又成一句。凡此种种，都是“左琴科式的语言”，一种表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市井生活中鲜活口语的文学语言的特色。作为口语，日常生活中熟人扎堆儿碰面，兴冲冲闲聊，谁管插入语插得是不是地方？想到哪儿说哪儿！谁管“他说”是作主句谓语放在引号外面，还是作插入语放在引号里面？一听就懂不就行了！这正是口语的鲜活性，它的随意性、即兴性的表现。
头回生，二回熟。具有特色的鲜活话语，初听一愣，听不上几句，反倒越听越有味儿。“左琴科式的语言”让那么多人入迷，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这里强调一下，“左琴科式的语言”并不是左琴科自己的语言，而是他故事讲述人的语言，是他讽刺摹仿的一种语言。俄罗斯语言学家В.维诺格拉多夫院士说，文学中方言的，“非文学”的话语向来是双语义的，含有两个层面的语义——文学故事讲述人或“写作者”的“非文学”意识的层面和隐藏背后的作家文学语言意识的层面。这两种语义的冲突，“是说话艺术构成形式的方法之一。而作为它的组织方法之一，则是对破坏文学语言体系规则的艺术的展示。采用这种手法的常常是带着喜剧假面的作家。在当代人中，作为范例，可以举出左琴科”。因为“左琴科式的语言”来自生活，致使广大读者对它“熟如乡音”，因它独树一帜，又使许多读者不看署名就知是他的作品。如果把左琴科讽刺摹仿的语言当成左琴科自己的语言，翻译时替他遮羞改错，把长句、短句译得不长也不短，把俚语俗话、错字脏话加以规范，把“插得不是地方”的插入语和放在引号里的插入语“他说”给挪挪地方，把几个“他说”挪出引号时简化成一个，把利用同义词重复、逻辑谬误构成的喜剧性的句子加以改正，等等，便失去了口语鲜活的美，失去了喜剧性讽刺的美，也就不是“左琴科式的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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