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否喜欢，“审判官”出现了，而且我相信，它的出现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的动力：一种向着我们的经验、生活、灵魂发问的忠直态度，不闪缩、不苟且，如果有深渊那就坚决向着深渊去。
于是，在小说集《我们的苟且》（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中，在中篇小说《我们的骨》（《人民文学》2003年第10期）和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抓痒》中，陈希我提供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观——那是崩塌和破灭，是我们沾沾自喜的生活忽然遭到最严厉的盘查：它真实吗？它幸福吗？它有意义吗？它能够经得住盘查而清白如初吗？
只是在陈希我的小说中，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此虚弱，它们简直是不堪一击，更何况那样干燥、简明、锤子般的句子的猛烈击打。陈希我对我们的虚弱完全是心中有数的，他习惯于一上来就霸道地把问题摊开，不铺垫不过渡，让富足的人们猝不及防地面对他们内在的贫瘠和荒谬。
但是，我对陈希我的兴趣主要不在他展示了什么，而在他怎样展示：如果有一个“审判官”的话，他从哪儿来？他的依据何在？他如何审判又如何裁决？
这个“审判官”从来不是外在的，他没有身体没有姓名，他在受审者的心中，这是一种声音，一种纠缠、逼迫、引导你的声音。《抓痒》和中篇小说《我的补肾生活》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在说，“我”的声音中包含着“审判官”的声音，这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我”在思考或“我”的矛盾，“我”变成了一个场所，追逐、躲避、搏斗的场所，各种声音辩论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战场、一个法庭几乎是没有个性的，它时时刻刻都在向着“我们”扩散和膨胀。
——陈希我在这一点上与他同时代的小说主流分道扬镳，他不相信“我”，不相信有可以划分、可以辨认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他重新阐扬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的现代主义传统，他认为在生活的最为细枝末节之处，“审判”即可开始，而且能够直接达到宏大的、本质性的规模。
但是，陈希我小说中那个“审判官”的声音依然令人困惑——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批判”，它也不是在“审判”这个场景中我们能够联想到的各种终极价值，这位“审判官”并非来自理念或信仰中的“天堂”，他的声音本身也是复杂的，既威严又邪恶，既清醒又魅惑，他把人从幻觉中惊起，但他从不寻求拯救，而是把人推向绝望的深渊。
这是“魔”的审判，“审判官”并不来自任何其他地方，他的合法性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肉身和灵魂：是的，我们充满欲望，我们渴望消费和被消费，但是，欲望会疲惫枯竭，消费会厌倦，会因厌倦而愤怒。在《我们的骨》中有两个对峙的动机——人突然满怀委屈和愤怒地拒绝购买、反抗推销；而同时，人想买一件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人家却不卖。这种悖谬袒露了问题的实质：欲望自身就会审判我们，我们在欲望中犯下罪，欲望自身就包含着罚。
是的，陈希我没有像少不更事的小青年那样沉溺于欲望和消费的欣快，同时他也不像老气横秋的书生那样持守苍白的人文信条，尽管不太情愿，陈希我还是义无返顾地直接面对那个“魔”，让他把我们带入最黑暗的地方，而当胆战心惊地进入最黑暗的地方时，才会有真正的精神之火伴随我们。
——陈希我的小说由此成为通向我们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的最具现实感的道路。“现实感”指的是它具备可行性，它能够抵达目的地，这条道路的规划者克服使我们停留在事物表面、停留在各种托辞各种伪饰之中的“慵懒”，他有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迫使我们在阅读中起身、出发、走下去。
但陈希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内在限度可能也正好隐藏在他的力量之中，他太有方向感，太专注，因此他单调；他太严厉、太彻底，因此他枯燥。他也许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深入地分析了我们的经验，但面对我们的经验，他也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他像个外科大夫，他让我们重新想起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小说家形象——提问者的形象，是的，作为小说家，他是提问者，而不是表现者或梦想者。
所以，我愿意想象陈希我的可能结局：他的提问渐渐被人们听到，“审判官”成为我们的文学经验和思想经验中的重要意象，然后，他归于沉默，他发现他其实已经迅速写完了他的小说……
而现在，这个60年代出生的人还在写着，在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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