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去工作室，而是径直来到馆长楼。馆长沙丽渥德博士见到我，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传真件，对我说道：“陈先生，5天以后，即11月15日下午巴伐利亚总理施拖伊贝尔先生将代表德国政府给奥德弗雷德·普鲁士勒授勋。这是总理府秘书的函件，邀请你届时前往，作为国外来宾参加仪式。”她边把函件给我，边意味深长地说：“这可是一份殊荣，一次难得的机遇。”
来到工作室，像往常一样摊开稿本，我开始《大盗贼》第三卷的翻译。可是今日毕竟与往日不同，我隔着大玻璃窗望着古堡庭院里那棵盘根错节的老橡树，望着树枝上铁铸般的寒鸦，想起了一段段往事……。
作为普鲁士勒著作在中国的主要译者，我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开始接触到他的作品的。其时，德国拥有150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蒂奈曼出版社的社长威特布莱希特先生受21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之邀，正在中国访问。作为此次活动的翻译，我有幸读到威先生带来的最好的蒂奈曼版名著，尤其是其中一本名叫《克拉巴德》的书，引起了我的注意。此书创造了一个误入魔窟，被魔鬼强行洗脑，却不甘心向魔鬼出卖灵魂，经历了异化、折磨、爱情、抗争，最终战胜魔鬼的青年形象。这是一部幻想文学作品，主人公身上却没有魔气与妖气，他既早熟又幼稚，既有沮丧与恐惧，又有坚定与无畏。作品中描写的德国东部地区的地貌地物、民风民俗、四时八节、行帮行规都写得丝丝入扣。这确实是一部大师级的幻想文学作品。从1989年看到此书，直到1998年如愿以偿地将它译成中文出版，其间经过了整整9年！这部中译名《鬼磨坊》的作品，甫出版就受到了各界的好评。这年夏天在上海举行签名售书时，不到两个小时竟然售出了120本，作为译者，我的手都签得酸酸的。
中译本的成功给我带来了喜悦，喜悦之中又带有几分渴望。我渴望见到大文豪普鲁士勒。我要把他的作品受到中国青少年读者热烈欢迎的场面描绘给他听！1999年夏，我陪同张社长访德，东道主威特布莱希特先生本安排了一个节目，在罗森贝格市与普鲁士勒见面，并在一处享有盛名的酒馆共同品尝白香肠。遗憾的是，时年75岁的普鲁士勒因心脏不适未能前来罗森贝格。没想到，夏日未了的夙愿竟能在初冬得以实现。
15日下午3时半，我来到了位于约瑟夫·施特劳斯环形大道一号的巴伐利亚总理府。这座气派非凡的建筑与美国的白宫外形颇为相似，只是它的圆形穹顶不是白色而是铁灰色的，平添了几分德国人的凝重。总理府的礼兵官把我引到二楼大圆厅，安排我在来宾席坐下。和宾客们闲聊才得知，施托伊贝尔总理及夫人以及文化、科学和教育几位部长都将出席颁奖仪式。获得德国最高荣誉铁十字勋章的，除了大文豪普鲁士勒以外，还有几位巴伐利亚最出色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3时45分，总理府秘书处的一位中年女秘书引领着一对老年夫妇向来宾席走来。我一眼就认出，那位身材魁梧、精神矍铄、眼含笑意的老者正是奥特弗雷德·普鲁士勒。我虽然未曾与他谋面，他的照片我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我赶紧站起身来，只听他朗声笑道；“不用说，您就是陈先生了！我的夫人和我热烈欢迎您来到巴伐利亚！”普鲁士勒先生这样的亲切、随和，我握着他的大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此时乐队已入席，仪式即将开始，我抓紧时间向老夫妇说道：“普鲁士勒先生，中国的青少年读者感谢您写下了像《鬼磨坊》这样的著作。您的《大盗贼》中译本，将在明年的夏天出版。21世纪出版社张秋林社长委托我向您和您的夫人发出邀请，请您和您的夫人届时前往中国，参加该书的首发式，与广大的读者见面，并畅游中国。”普鲁士勒夫人在一旁轻轻地说道：“前往中国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可惜他的医生不允许他乘飞机旅行，这个愿望，只能在他的健康状况改善之时才能实现。”此时，大厅里掌声骤起，原来是总理和夫人，以及各位高官们步入了会场。普鲁士勒先生和夫人笑着对我说道：“等会见！”说完，他俩向最前排中央的位子缓缓走去。
乐声、掌声、讲话声……仪式按程序进行。满头银发的施托伊贝尔总理在讲话中盛赞普鲁士勒为当代德国文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他说到普鲁士勒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流传时，大厅里又一次响起了热烈掌声。普鲁士勒站起来，转过身，向着大厅里的来宾报以谦和的微笑。
施托伊贝尔总理讲话一结束就进行授勋，第一个由总理亲自在胸前挂上光芒四射的铁十字勋章的便是普鲁士勒先生。我以为在这样的场合他不可能有时间顾及到我，谁知道他竟径直朝我走来，拉着我的手站在大厅的中央，由摄影馆拍下了纪念照。我是参加仪式的唯一东方人，这样的时刻，更是体会到德国官方和民间对德中文化铺路者的深厚友谊。
在随后举行的晚餐招待会上，普鲁士勒先生和夫人端着盘子又来到我身边，边吃边和我聊天，从巴伐利亚的天气谈到布鲁滕堡的日常生活，又谈到《大盗贼》翻译中的体会和中国青少年读者对德国青少年文学的感觉。当我把中国评论家和青少年读者对《鬼磨坊》的一些评价告诉他时，这位老人目光炯炯，显得兴奋异常。
天黑不久，招待会结束了。告别尊敬的普鲁士勒先生和夫人，我走出总理府的大门，在途经附近的豪夫花园电话亭时，我走进去，虽然中国时间已是深夜，尽管话费昂贵，我还是要打电话告诉出版社张秋林社长，告诉我在北大读书正在办理赴德留学手续的儿子，我见到了普鲁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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