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沈颂金重病不起、住在医院里已经好几个月了，但他总是惦念着家中电脑里的“书稿”。
就在几天前的8月22日上午，沈颂金还跟弟弟说，很想回住宅去，继续在电脑中修改他的另一本“书稿”。他说，只需要半天时间就可把这本“书稿”修订完成。但他很快又昏迷了。住院已经好几个月的沈颂金一直惦念着家中电脑里的“书稿”。8月21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刚刚一致通过了他“副教授”职称。该校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领导22日赶到医院，想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但他已重度昏迷。当晚，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后的两年中，沈颂金几乎一天也没休息，从来没有放松对博士论文的进一步修改，篇幅逐渐增加，内容也力求更加充实，另外还增加了一节内容，以便全面反映简帛学对20世纪学术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同时，他还参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研究》等项目的研究工作。连同他临终前想最后修订的另一部书稿，所撰写的文字超过了60多万字。进行这样繁重的工作，对于一个重病在身的青年学者来说，是何等的艰难，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沈颂金的时间是按分分秒秒来计算的，他在与时间赛跑，与生命争抢，他用生命完成了这些著作。
人生是短暂的，但人的精神却可以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今年5月，沈颂金被医院发现并确诊肝癌已至晚期。明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学术著作的撰写和修订中。他淡泊名利，潜心治学，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没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每天安静地读书写作，在他看来是“享受着别一种乐趣”。
他用生命写就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得到同行的充分肯定。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小峰和北京师范大学张越联合撰文，称该书是一本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专著”，它既是构建简帛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首次尝试，也是迄今为止全面介绍简帛学百年发展史的第一部著作。
沈颂金博士临终前在遗书中写道：“经过这场大病，我似乎又多明白了一点东西。尽管我在电话中很乐观，但听医生说，像我这种病，愈后能生存5年的仅有50％，因此属于我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但我必须完成几件事：（1）博士论文《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已经增加完毕，总字数达23万字，我想出版。（2）《简帛学研究一百年》，将我平常所写的有关简帛研究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加上最近几年简帛论著目录，估计总字数也会在25万字左右。（3）《考古学与二十世纪学术史》，其实我最钟情的是这本书，近三四年来已经发表了有关马衡、梁氏父子、傅斯年、丁文江、古史辨与考古学之关系的十几篇文章，此外我还写了苏秉琦、尹达、李济、徐旭生、黄文弼、抗战时期的考古学、新考古学、张光直等考古方面的文章。还想再写几篇，如裴文中、夏鼐、俞伟超、张忠培等，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考古学对20世纪学术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这样加在一起有20篇，也有20多万字吧，我也想出版。等我把这几件事做完，估计我的生命也所剩无几了，这样我也就死而无悔了。
其实，人即使活到100岁，不也是要死的吗？我已不惧怕死，唯一的担心是上天对我太刻薄，不让我做完这些事就离去，那样我会终生遗憾的。”
古人曰：“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死而不亡者寿”，“尽行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沈颂金的一生体现了这种精神生命、思想生命、学术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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