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愚蠢之举

2003-10-2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1953年我抱着当“文学家”的梦想走进南开大学中文系，4年之后，即1957年，毕业时却被留校当现代汉语助教。当时的心情真如被浇了头冷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然而，那年月服从组织分配是不容商量的。为了坚定专业思想，我采取了一次“破釜沉舟”之举：把几年来好不容易地买下的文学书全部卖给了同学们（只留下一部《鲁迅全集》）。记得卖这些书时，真是“拉心拉肝”的。要知道这些书是来之不易的。当时我家在农村，生活来源只靠哥教中学的一点工资，每月给我的钱只能维持生活零用（当时没有学杂费，连吃饭都不花钱），哪有买书钱？买书基本上靠写稿赚得的稿费。还记得大学三年级时，我在“课堂讨论”发言稿的基础上，写成了一篇论文：《试谈〈汉宫秋〉的主题思想》，寄给了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过了一年竟然发表了，得了8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就用这笔稿费买了一部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和别的几本文学书。而现在，为了下定决心搞语言学，毅然卖掉这些心爱的文学书，其心情是可以想见的。现在想来这举动真够愚蠢的。难道语言和文学是对立之物吗？为什么学语言就得遗弃文学呢？由此可见当年是多么幼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又可惜又可笑！

第二次愚蠢之举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我住在单身宿舍中，经常搬家；而搬家时最感麻烦的就是那些书和专业杂志——包括《中国语文》和《语文学习》。当时正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将来向何处去，但看来搞专业的可能性是不大了。既然如此，何不把这些杂志处理掉，免得搬来搬去。于是，有一天竟把辛辛苦苦一本本攒起来的杂志全部卖掉了，记得共卖了14元钱。当时是作为废纸卖给收破烂的了。由这些钱就可推知那些杂志的数量了。

说起这些杂志的蒐集，那是颇费了一番功夫的。如上所述，我是1957年毕业的，而《中国语文》和《语文学习》都是50年代初创刊的。我要把1957年以前的刊物凑齐，只能到旧书摊上去寻摸。因此，我在天津的天祥市场和北京的东风市场多次去找，一本本地把它们一本不落地凑齐了，容易吗？可是，由于一念之差竟把它们全部当废品卖掉了。当时并没有心疼，但日后却受到了惩罚。1978年恢复工作以后，科研中时时要查资料，这时才想起那些杂志的可贵。直到前不久，要想写一篇论文须查《中国语文》1957年上的一篇文献，找遍了学校的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都没有该期《中国语文》。只好写信给我的一位在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工作的学生，请他从他们单位资料室给我复印一份寄来，你看，这不是对我的惩罚吗？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年这些愚蠢之举，不就是没有长远观点造成的吗？现在想起来还不禁令人悔恨不已！要是没有当年的愚蠢之举，我不致受到后来的惩罚，今天的藏书也会丰富许多。真是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