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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作家巴金将迎来他的百岁生日。本报特别约请、采访巴金平生写信最多的两位人士谈他们所知的巴金，一位是两个《巴金全集》的编辑、第一届中国韬奋奖获得者王仰晨，他以八十高龄专为本报撰写文章，谈他编辑《巴金全集》的故事，他与巴金六十年的交往。 另一位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李致（1929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联主席）。在与巴老六十多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的为人有不少独特的感受。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编者
1929年在上海，我父亲就鼓励巴金以我家为背景，写一部书，就是后来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了。我父亲鼓励巴金写到自己家庭时不要害怕，说，如果害怕，狄更斯就写不出《大卫·科波菲尔》了，那部名著就出不来了。所以，巴金曾说过，我父亲是爱他最深的人。
记者（以下用■代表）：在您还是少年的时候，巴金曾送过您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您认为巴金本人做到了没有？
李致（以下用□代表）：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文革”后，巴金提出“讲真话”，《随想录》出版后，影响很大，其中也与他“讲真话”有关。当时提“讲真话”，是针对“文革”中讲假话、讲空话、讲套话的，当然主要针对的是讲假话。
■：您在《我的四爸巴金》一书中提到，巴金给您题字，是在1942年，就说到了“讲真话”，应该说，“讲真话”是巴金一生一以贯之的主张？
□：我在书中提到这一节，正是为了说明这点，那就是巴金主张讲真话，并不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而是早在1942年。《随想录》出版后，也有理论家提出，“真话不等于真理”。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真话”与“真理”分属不同的范畴。“真话”当然不等于“真理”，但一个人只有讲真话，才可能接近真理，他如果讲假话，只会离真理更远。巴金自己也说，他在“文革”中讲了许多违心的话，这些，他自己也在《随想录》中做了反思。可以说，巴金做到了讲真话。至于“做好人”这一点，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总是讲，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1995年我去杭州看他，他又给我讲：“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听说您把这句话请人写成横幅，挂在您的客厅中了？
□：是的。——巴老“做好人”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文革”中我被批斗，关牛棚的前一天，我对爱人说，我第一不卖友求荣，第二，不是我做的事，我不会承认。我想这都是受了老人家的教育。巴金在建国以来很长时间内，是惟一不领工资的专业作家。当然最近这些年也有很多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不领工资，但巴金在当时是惟一的。
■：那么“前两句话”巴老做到了吗？他有什么个人爱好？
□：巴老读书很勤奋，这不用多说了。至于个人爱好，他喜欢旅游，写游记。他也喜欢交友，他说，友情是一盏明灯。他还喜欢藏书，他的藏书，有七八间房。
■：您曾说过，“文革”中，造反派抄走了巴金于1956年到1966年间给您的四十多封信，“文革”后这些信都没有下落。后来您做过哪些努力寻找这些信？信的内容大致是什么？
□：巴金一生给两个人写信最多，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王仰晨，另一个就是我，巴金前前后后总共给我写过二百多封信。“文革”中损失的那些信，已经找不回来了。八十年代以后，巴金还给我写过不少信，有许多已经陆续发表。
■：以前就有一种说法，认为小说《家》里的大哥觉新，是巴金根据他自己大哥为原型的，您在《我的四爸巴金》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
□：巴金他自己也承认，《家》是写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崩溃。在这部小说中，有两个人物是有真实原型的，一个是高老太爷，原型是巴金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另一个就是觉新，原型就是我的父亲，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我父亲这一辈，名字中间一个字都是“尧”，末一个字都有个“木”字旁。所以我爷爷给他们取名字的时候，可选择的只有第三个字的一半，也就是名字的六分之一。
当年，他们兄弟几人都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喜欢读新书新报。我父亲因为大一些，所以这些新书报最早都是我父亲带回家里的。巴金曾在文章中说过，这些新书报让他焕发了青春。所以说，我父亲和巴金他们兄弟之间，除了普通的兄弟友爱之外，还有对新思想的共同追求，而这种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又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兄弟之情，使这种感情超越了一般的兄弟情谊。我父亲当时因为经常买书，有时干脆把一二百大洋存在书店，随买随用。
我父亲与当时的巴金不同，一方面接受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适应现实环境，因为他是长子长孙，受到更多的束缚和牵制，他的思想就有一种两面性，这与《家》中的觉新确有相似之处。我父亲接受新思想，学习新东西，不是为了摧毁旧思想、旧东西，而是要重振家业。但是我父亲又有不同于觉新的地方。当年巴金的三哥尧林——三哥是大排行，实际是巴金的二哥——提出到南京、上海去读书，长见识，我父亲就很支持他们。1929年，我父亲到上海，见到巴金，兄弟间有过一次长谈，我父亲就鼓励巴金以我家为背景，写一部书，当时还起了书名，叫做《春梦》，就是后来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了。我父亲鼓励巴金写到自己家庭时不要害怕，说，如果害怕，狄更斯就写不出《大卫·科波菲尔》了，那部名著就出不来了。所以，巴金曾说过，我父亲是爱他最深的人。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其实就是写给我父亲看的，那意思就是他们出走之后，不是为了重振家业，而是为了灭亡旧制度。
■：巴金早年服膺“无政府主义”，这是读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的。您在《我的四爸巴金》中，好像从另一个角度讲到了这一点，您说他当年是一个很“新派”的人物，比如过年祭祀，大家都向神位磕头，只有巴金不干。——这与他接受这种“无政府主义”是否有关系？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之于巴金，是否也有某种积极意义？至少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在当时的中国，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对他形成推翻旧社会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当年有一位吴先忧先生，是被巴金称做他“人生的第三个先生”的，就信奉无政府主义。吴先生曾任成都华西协合高中校长，保护过不少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1947年6月1日，在有名的“六一大逮捕”中，我在重庆被捕，也是这位吴先生营救我出来的。
■：您父亲后来的情况怎样？和巴金笔下的觉新的命运是一样的吗？
□：上中学的时候，读了四爸李尧棠（即作家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我才对父亲有所了解。父亲自小就很聪慧。他对化学很有兴趣，希望将来能去上海或北京上大学，以后再到德国留学，脑子里充满美丽的幻想。可是高中毕业后，祖父给他娶了妻子，结婚不久又为他找了工作。父亲顺从着，毫不反抗，但回到自己屋子却伤心地哭了一场。二十四元的月薪断送了他的前程。祖父逝世后，父亲又担负起我们这一房的生活重担。五四运动发生了，父亲和三爸四爸都受到新思潮的洗礼。我父亲的“被遗忘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父亲的见解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正如四爸所说，我父亲“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这是以后所发生的悲剧的根源。
父亲的父亲先逝世，到他的祖父死后，父亲做了承重孙，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用处。四爸说，他和三爸“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我父亲招来更多的麻烦。我的哥哥李国嘉在他四岁多时突患脑膜炎逝世，对父亲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精神抑郁，偶尔还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后来，父亲帮助三爸和四爸到南京读书，又支持四爸去法国留学，希望他们学成后回来兴家立业。由于大家庭分家，田产收入减少，父亲曾另想办法增加收入。开过书店，但因经办人选择不当关门。继而把田产抵押出去，希望用贴现的办法取得较高的利息。不料他生了一场大病，等他病好才知道好几个银行倒闭，全家的“养命根源已化成水”。他感到愧对全家，终于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那时《家》刚刚在上海一家报纸上连载，我父亲并没有读到这本书。
从五十年代起，在和四爸巴金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对我父亲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曾对我说，你父亲如果放下绅士的面子，过一般人的简单的生活，完全可以不自杀。他懂医，可以好好学医，成为一个好医生。解放后说不定还可能当一个政协委员。
■：关于巴金的生平，已经有不少文章，还有专门的著作，那么您的这本书从那里入手呢？
□：我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以巴金的作品为关注对象，而是集中写巴金的人品，写他的为人；二是用我的第一手材料。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情，没有虚构，如果稍有差错，再版时一定要改过来。其中有几篇重要的东西都已经请巴老本人看过了。
■：八十年代，您曾经做过四川省出版局局长，那时巴金老和您是不是仍有很多通信？
□：八十年代，我曾当过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后来又在出版局工作。那时巴老和我通信，曾称赞过川版书，后来也曾有过批评。八十年代早期，四川突破地方出版社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限制，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在当时有一定影响，这些都与巴老的关心分不开。特别是我们当时出版的“现代作家丛书”，影响很大，那是得到巴老特别支持的。
■：您本人什么时候开始创作？
□：我从小就在成都长大，受五四新文学影响，1946年就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地下党。我十四岁上一个教会学校，在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偷营》。解放前，艾芜主编《半月文艺》，我也投稿，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1955年，我因为相信“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战斗”，在文章中引用过胡风一句话，被隔离审查半年，把思想搞乱，不再写作。1960年，我当《红领巾》杂志总编的时候，接受采访刘文学的工作，写出了那篇比较有名的通讯。六十年代，我调到北京，在团中央工作，任《辅导员》杂志总编。三中全会以后，我又恢复了写作，已经出了几本书，《往事》、《回顾》、《昔日》，还有《我与川剧》。大致就是这些。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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