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丝绸之路和所谓的“瓷器之路”都是非常著名的，而“茶叶之路”同样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输出、西方得以借此了解中国的又一重要途径。在启蒙时期前后的英国有很多茶诗或涉及茶的诗，由此可见茶风在英伦之盛。1721年，苏格兰诗人林萨（Allen Ramsay）作《茶歌》，其中有“称绿茶兮而‘武夷’之名最优”的诗句；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彼烟腾之甘液，唯工夫熙春与武夷。”足见都是以武夷为名茶。
风气之下，拜伦自然也是饮茶族中的一员。据鹤见礻右辅《拜伦传》记载，即便是在前往希腊参加武装斗争的时候，他也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早上一起床，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喝一杯红茶，骑马出去办事。回来后，吃一些干酪和果品。晚上挑灯读书。”（陈秋帆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新1版，P238）当然，红茶并不是他的唯一，在提到中国茶时，他往往提到红、绿茶两种类型：
我竟然／感伤起来，这都怪中国的绿茶，／那泪之仙女！她比女巫卡珊德拉／还灵验得多，因为只要我喝它／三杯纯汁，我的心就易于兴叹，／于是就得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饮酒既已有害于人身，／而喝茶、喝咖啡又使人太认真。（《唐璜》）
作为中国瓷器的重要代表的茶具，拜伦也提到了：
谁要是曾在雅典的卫城上俯瞰过，……或者在中国／用陶泥杯在京都里品过茶，／……他初见伦敦大概不会很欣赏……（《唐璜》）
实际上，在西方一些有关描写中，中国茶叶和中国瓷（陶）器经常是联袂出现的。因为瓷器和茶叶一样，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体现与象征，歌颂、吟咏茶或瓷器，都表达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化、艺术的向往与倾慕。如普希金的《假如我没有记错》：“每当日暮临近，／仆人会端来茶炊，／那只中国茶壶内，／茶叶已放在里边。”波德莱尔的《给我倒杯茶》：“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在当时的英国文坛名人中，约翰逊（Samuel Johnson）、斯威夫特等不仅是老茶客，也都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
拜伦显然也认为中国的茶和茶具都是一种高度文明的体现，他在这里将其与西方文明的辉煌代表雅典卫城相提并论，并以此贬斥伦敦的生活品味与文明的不值一谈，对中国优雅生活方式的欣赏之情跃然纸上。
拜伦对中国的描述透露出想象色彩浓厚的特点，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形象的遥远性和虚拟性上。
《唐璜》中有这样的诗句：
大洋两岸都是他的；从锡兰，／印度或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尤其是此句与印度、锡兰并举，表明在作为印度等殖民地宗主国一分子的拜伦等人看来，中国比它们更加遥不可及，更带有非现实性特征。范存忠先生曾介绍说，在17世纪的文人，偶然谈到世界，总说“从巴黎到秘鲁，从日本到罗马”，而自从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改说“从中国到秘鲁”后，这句话“在18世纪，差不多是一般文人的口头禅。”如约翰逊在1749年发表的《人类的虚荣心》一诗开头一句就是：“要用远大的目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而拜伦对约翰逊是非常推崇的，尤其是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首长诗”（叶利斯特拉托娃：《拜伦》，P262，周其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因而这种非常时髦而流行的说法对拜伦无疑是有影响的。
中国形象的虚拟性也是西方（包括英国）作品中的一大特点。英国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世界公民》里的中国人就是如此。此书副标题是“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但没有历史事实证明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中国人，评论家普遍认为，这些信都是让人对英国乃至欧洲的道德沦丧加强警觉。其实，假托外国人写游历自己国家的观感，借以批评社会，这种文艺形式在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颇为流行，最有名的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世界公民》中的中国人就像孟德斯鸠小说中的波斯人一样，他们不过是作者选来充当批判本国现实与文化的一个工具，只要他具有一种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异质”性就可以了。拜伦深谙此理，所以尽管他多次提到中国，但未必每次都一定是“当真”的。正如在谈到《游记》叙事主人公与抒情主人公的区别时他说过的：
关于那旅人，……我早已不耐烦继续把那似乎谁也决不会注意的区别保持下去；正如哥尔德斯密的《世界公民》一书里的中国人，谁也不会相信他真是个中国人。（《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四章，致霍布豪斯先生）
拜伦的话表明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或认识：即似乎中国、中国人之类形象大家都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某种非现实性东西的绝妙比喻，即使地理意义上的中国确实存在，但对这些设计师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们宁愿将其虚拟化为一个理想的对象化的东西，其目的在选择一种异质文化作工具来讽刺、批判英国社会的虚伪和矫揉造作。
我们注意到，在拜伦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描写中，缺少一个重要的类型或曰存在一个盲区，这就是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他几乎从未提及过，而按当时的背景和拜伦的修养来看，他对中国文学应该不至于如此陌生的。
首先，启蒙时期的法国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已有相当多的了解和译介，英国汉学家对此也有相应的介绍，欧洲最早的《好逑传》译本还是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的1761年的英译本；歌德就是在看了德文转译本的《好逑传》后就其中的名教思想发表了有趣而著名的谈话的（《歌德谈话录》，1827年1月31日）；另外，珀西的另一部书《妇女篇》（The Matrons，1762）和哥尔德斯密的《中国人信札》中都收有中国《今古奇观》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一些情节。上述作家都为拜伦所熟悉和敬重，他对这些中国作品也就应有相当的了解。
其次，中国杂剧《赵氏孤儿》在18世纪曾轰动欧洲。自通过耶稣会士马若瑟的法文译本（后有伏尔泰根据此译本的改编本）传到英国后，从18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广泛流传前后达20多年。据范存忠先生的研究，英国最后一个《赵氏孤儿》的改编本墨菲（Arthur Murphy）的《中国孤儿》还在18世纪后期的伦敦德鲁里剧院上演过，作为曾担任该剧院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拜伦，对这段刚刚过去的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不可能没有耳闻。
那么拜伦谈了不少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惟独不谈文学，是何原因？根据现有材料我们无法作出结论。周宁说过一句话：“叙述本身已是选择，它包括强调与省略。强调的内容是叙述者的知识与价值所在，省略则意味着无知与淡漠。”（《永远的乌托邦》，P78，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是一种评价不高而不屑一提的“冷漠”，还是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确实存在于拜伦的阅读视野之外从而导致了他某种程度的“无知”？总之，一个曾为中国文学界所大力推崇的世界文豪却未曾像伏尔泰、歌德等人那样对中国文学留下哪怕是片言只语的任何观点和看法，这对不少的中国拜伦爱好者来说还是感到遗憾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