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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爱德华·赛义德的死（抑或生），我们无法保持批评的中立或客观性。爱德华是当代最伟大的学者兼批评家之一，他为学界内外成千上万的人们开辟了全新的思想和研究领域。但同时他也是我长达22年的亲密挚友。对我而言，他既是知识分子最高天职的永远无法企及的楷模，又像是一个让我汗颜、使我浑身不自在的老大哥——因为他聪颖过人、相貌堂堂、衣着潇洒、处世圆熟，总是远远地走在前方的地平线上，而我也只能顾其背影而自叹不如。他为我打开了千门万户，而且，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教化的目标——一个粗野的美国牛仔，急需指引和再教育，尤其是在穿着方面。每次见面时，他总是上上下下将我打量一番，然后对我的鞋子做出毁灭性的判断，还要训斥我冥顽不化，不去找一个好点儿的裁缝。
20年来，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在电话上或餐桌前的倾心长谈。他对我主编了25年的学术刊物《批评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经常为我们撰稿，还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我们首次见面是在1981年《批评探索》召集的题为“阐释的策略”的研讨会上，爱德华在那次会上宣读了他的著名论文《敌手、观众、选民、社群》（“Opponents，Audiences，Constituencies，and Community”）。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很少中断过，最多不过间隔一两个月。我们一起分享秘密与激情、一起体验惊奇开玩笑、一起说闲话发牢骚，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黏土球场上那马拉松式的网球赛。
我们常常争论——争论文学理论、争论新的批评运动、争论后现代主义、争论解构和政治、争论编辑部的决定、争论品位问题。他惯常的策略是先将我驳得哑口无言，然后转回头来，对自己刚才的论点表示一些异议，然后再鼓动我开始一场更精彩的战斗，恰似一个拳击手故意让对手一两个回合。我感觉这是他的逆反式批评策略的一部分：质疑已接受的思想观点（包括他自己的观点），不是将批评性冲突当成一种“体制”或“立场”，而是一种对话式转形。我们都认同威廉·布莱克的那句格言：“逆耳忠言见真情。”
人们可以更加权威地对赛义德的学术成就作出评价，他在音乐、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内是一位学者，又是巴勒斯坦人的代言人。但我认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他的雄心抱负——他不但大量地阅读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还广泛涉猎欧洲文学、美洲文学和中东文学。据我看来，他在文化写作和政治写作两方面（尽管他声称过着“两种生活”，我却总认为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的典型姿态是从可以预见的直路上掉头转弯，是场地的交换，是日程的打乱。于是，赛义德一旦通过多种著述全面建立起所谓的“后殖民”研究，他立马着手开始对其加以批判，对随之出现的自满状态和已经为人接受的思想进行质疑。他作为巴勒斯坦的代言人这一角色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和波折。他经常说他要帮助建起巴勒斯坦国，以便他能够扮演适当的批评家的角色，然后对其进行攻击。
在我看来，他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最深邃的思索集中反映于他的《最后一片天之后》（万神殿丛书，1999年版），这是一部他与杰出的瑞士摄影家简·摩尔（Jean Mohr）共同创作的论著。该书所冒的风险是双重的：一方面与一种视觉形式（赛义德经常坦言这种媒介使他“惶恐不安”）密切相关，一方面又与被压迫人民的内在的、私人的生活息息相连。在很多方面，这些受压迫者的生活与赛义德本人所喜欢的世界主义的、并且相当贵族化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
结果该书成为对巴勒斯坦众生相、对四处谬传的关于他们的僵化形象（他们自己也是传播者）、对他们的幻想和固恋、对他们的美德及罪恶的一次层次丰富的绝妙反思。当然，这本书也激情澎湃地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的正当性，抨击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领土占领和财产掠夺。但尤为重要的是，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该书是一面镜子，是对他们的政治过失及他们的文化缺陷的批判性反思。
但首先，该书是赛义德对自己与他的人民之间模棱关系的一种自白，这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代言人”——一种强权的喉舌。但爱德华又确实是一个代言人，正如犹太先知们为以色列人代言、对以色列人发言那样：那是一种斥责、一种挑战的声音，有时在荒野丛林，有时在剧院音乐厅，有时在影视作品中，有时在诗集或配图纪实性作品的序言里，有时又在学术讲坛上，但总是面对强权，直陈不受欢迎的真理。
对我而言，这种在公共场合高扬的声音与那个像长辈一样的、老爱逗弄人的形象是无法分开的，他经常在著名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拉士德·卡拉第及其妻子马娜的餐桌上与亲朋好友开玩笑——无论他们是黑人白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由于疾病的折磨，在过去的两年里，他说话的声音透露出他的痛楚，但无论多么痛楚，它都能够毫无阻碍地转变为人们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上经常听到的那种声音——雄辩有力、智识逼人，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情感，透露出一种恶作剧式的幽默感和激昂的义愤。无论是跟爱德华同行还是与他谈话都无甚区别：我们的谈话总是率直莽撞、急急火火，从来就无拘无束，经常被毫无防备地打断。我会突然发觉只有我自个儿在走路，一回头却看见他一脸的惊讶，或者他会一把拽住我，突然停下来说：“但是，老伙计，你不会真这么想吧！”或者“不可能！真的？我一直就怀疑是这样的！”无论是浅显的学术策略还是高深的全球化方略都逃不过他才力智性的挞伐与批判。没有任何盟友可以躲得过他的批评，无论他们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也没有任何敌手能够避免他最为擅长的口诛笔伐。
我们应该记住，赛义德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一个承袭乔纳森·斯威夫特传统的文学干将。日常生活中他那种恶作剧式的幽默和嘲弄在公诸于世的文字中转变成痛快淋漓的嘲讽和讥刺。他经常为《批评探索》发表批评他的文章而大动肝火（对杂志也对我），有一次他甚至谴责我们“批评性回应”栏目的某位对手是虚构的，是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的欺诈的拼凑。这当然引起了别人的愤恨与嫉妒。不断地有人谴责他在政治作品中缺乏“平衡”，没有像谴责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那样经常而猛烈地谴责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就好像有什么名副其实的论辩曾经有过所谓的平衡一样，就好像存在着某种道德的算式，要求对强权暴力的任何谴责都需要用对弱势抵抗进行同等时间的谴责方可“平衡”一样。
爱德华每次在公共场合露面都会遭受多方面的侵扰：要么是死亡的人身威胁，他将这种威胁（及他的癌症）当作是烦人的干扰而置之一边；要么是提问者试图诱惑他发表反犹太言论，或者将他对以色列的批评描述成“反犹太主义”。（这种谣言如今已被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制度化了，该运动将所有以任何方式对以色列政策提出质疑的知识分子指控为种族主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都已经变成爱德华·赛义德了。）
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底下，爱德华都一向毫不动摇地抵制仇恨的言辞和敌意的思想的诱惑。在他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数的犹太对话者的存在，感受到巴勒斯坦与犹太之间文化与历史的密切关联，感受到他对为共同的悲剧命运所连结的各民族的感情，似乎巴勒斯坦人可以被看作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一样。尽管他不说希伯莱语，但他喜欢引用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达维希的话，达维希说过他用希伯莱语求爱。
1998年在伯济德大学召开的一次著名的国际会议上，我们共同在西岸地区和以色列度过了一周的时间。这次大会的主题为“巴勒斯坦全景视角”，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具深远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大会记录后来于1999年由伯济德大学出版社出版，题目为《巴勒斯坦全景：暧昧的诗篇》）与会者来自全球各个角落，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会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共聚一堂，如今看来，这次会议就像是一场遥远的乌托邦般的时刻，充满着对中东地区和平的憧憬和希望。新的一代似乎摆开架式要接过阿拉法特和沙龙等老一辈战士的重担，准备进入一个和解与相互发现的新时代（现在看来似乎是无法想像的）。
爱德华、已故易卜拉欣·阿布鲁戈和我一行三人驱车相对轻松地从拉玛拉来到耶路撒冷再到雅法，一起重访儿时旧地，寻觅“消失了的”巴勒斯坦村落，徜徉在耶路撒冷的正统犹太人居住区，畅游地中海。爱德华不愧是一个游泳健将，很快就将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最后只能看见他的头像一个小点，在波涛中时隐时现。如今，他已经游得太远了，我们已经不可能追上他了。但他话语中潮汐将永远激荡在未来的批评界、政治界、文化界，将永远推动着人类思想向前迈进。
（本文作者，芝加哥大学英文与艺术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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