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这个研究所仍然因循旧称，隶属于俄罗斯科学院，正副所长都是通讯院士。仍以“高尔基”和“世界文学”标明一所之性质，反映了在新俄罗斯文学界，注重塑造自己形象的方式之一，就是维护历史上所积累的印记，并在新的条件下扩展这种历史声望。这一情景在文学杂志方面也如此。如《文学学习》就标示“1930年由高尔基创办的文学—哲学杂志”并保留有高尔基的头像，如《莫斯科》仍标示“1957年由莫斯科作家协会创办的俄罗斯文化杂志”，如《青春》仍标示“1955年创办的文学、文化教育杂志”，如《旗》也标示“1931年创办的文学和社会政治类月刊”并保留着苏联国徽图案，等等。这些标志性文字和符号，对于主流文学依然有一种规定性的意义。
作为客人，我们被引上二楼会议室。君子之交，“立顿”红茶每人一杯。环顾四周，简单、朴素的旧木家什，墙上挂着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的巨幅画像，恰似文学界的“十大元帅”在注视围坐一个长桌上座谈的中俄双方学者。当该所的副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库德林教授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刚刚落定，库兹涅佐夫所长——一位富态的、和善的、留着美髯又满脸灿烂阳光的学者进屋了，如同见了老朋友般和我们一一握手、拥抱。他边走边说：“欢迎，欢迎，中国朋友！我不久前访问了你们伟大的国家，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中国的变化真了不起，改革、开放，你们现在是我们的老大哥了。我相信，21世纪属于中国！”
早就听说西方有一种传言：和英国人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体育，和法国人的谈话结束于谈论妇女，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谈话结束于谈论文化。
看来放眼世界论文化，一下子就触及双方都关注的脉门。一个多小时的座谈几乎都围绕着“全球化”问题进行。俄方学者的文化立场几乎是一致地鲜明：对“全球化”变形为“美国化”充满了警惕和抵制。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全球化”，但库兹涅佐夫所长谈到这一话题时，一改温和的口气，一下子提高了嗓门：“假如‘全球化’意味着全世界科学技术文明的共享，意味着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交流，尊重各民族的文明传统和价值观念，那就非常好，我们非常欢迎。但事实上，现在的‘全球化’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即完全一元化的‘美国化’，这就要反思和警惕。”坐在一旁的该所俄罗斯现代文学和海外文学研究室主任乌沙科夫教授，也用坚毅的语气说：“不管怎么‘全球化’，我们拥有八十多年苏联文学这一巨人的经验。我们坚决拒绝其他有害的价值体系。我们坚持走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之路，不为掠夺资本服务。”
我们对俄方学者的文化立场表示理解和尊敬。“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并且左右着我们的思考。我即席发言：崇尚信念、希望和真理的文学，是中俄双方学者的共识。不过，“全球化”所引发的文学“民族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家们的经验和体会，也要以辩证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一方面，在历史转型中，民族主义代替意识形态，复兴传统民族文化思想，使文学创造得以在民族价值观重新确认的过程中进行，从而保持文化自主、文学和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传统的民族文化意识、叙事策略和审美追求，需要和当代文化转型、和世界上先进文化的进展之间，建立起积极的互动关系，才能产生足以促进“全球化”良性发展的文化艺术潮流或理论范式。这样，不论是中国文学问题或俄国文学问题，···如果都能实现各自的全球性意义，就不至于被严重地边缘化。
传统意义的文学被“边缘化”成为世界性问题，在俄罗斯也不例外。据俄方学者介绍，全俄统计中心做过一份社会调查显示，有34％的俄罗斯人从来不随身带书，有66％的阅读者中59％的人只喜欢消遣读物，以至于一位名叫加尔科夫斯基的著名作家在《无尽头的死胡同》一文中哀叹：“文学作为神话、作为一种思考世界和掌握世界的方式正在消失。”不过，也还有乐观派的说法：不能忽视一个常理，即使任何时代，坏文学总是比好文学多。当年（注：1834年）别林斯基发表其系列文章《文学的幻想》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文学”，可那时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啊！如今人们疾呼“俄罗斯文学已经死亡”，未见得有多么可怕。乐观派的现实根据是，自普京执政后，亲自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文化艺术委员会的主席，全俄文化预算拨款得以百分之百地兑现并逐年大幅增加（如2002年即达到116.72亿卢布），而且积极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俄罗斯文化，树立俄罗斯文化大国的形象。如今，俄罗斯共有出版社16000多家，世界上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阅读俄罗斯的图书，俄罗斯已雄踞世界五大读书国之一。
今日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究竟是日落前的余晖，还是黎明前的曙光？从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学者们的信念中，从莫斯科地铁车厢里无数人都在静静地看书阅报的眼神中，从一座座以托尔斯泰等大师命名的博物馆依然有络绎不绝的观众中，我想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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