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人物传记作品的不断升温，口述传记这一由传主口述，旁人记录的新的传记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其实要说“新”也是指在国内，在国外口述传记早已流行多年。上个世纪4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史学家列文斯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起了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搞起口述传记的研究，那时录音机的发明为此方法提供了物质条件，列文斯的口述历史计划的对象首先是美国要人，同时也包括二战中跑到美国去的知名人士，这些名人靠他们个人的力量完成回忆录非常困难，列文斯便首创这种“传主口述，学者记录整理”的简单方法。这项计划由哥伦比亚大学出资组织，结果非常成功。
后来美国学者韦幕庭看到胡适先生年高体迈，头脑中便生出“保护胡适脑中的历史，抓紧时间挽救”的念头。正当他着手准备的时候，另一位中国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唐德刚被聘为哥大教授后，组织成立了一个口述历史部，费尽心血翻阅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查找了多达百余盘的录音带，亲自整理成了《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在中国内地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同时也使人们对口述史学有了普及性的认识。随后唐教授仍笔耕不辍，先后参与编写了许多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口述传记作品，其中与美籍学者王书君共同完成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介绍张将军传奇一生的传记作品，是所有写张学良传奇人生的作品中最细微、最鲜活的一部。
近年来，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内地亦备受关注，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比如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包括《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此外还有《我的一生——师哲自传》（2001年人民出版社），《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等，都是近年比较重要的口述传记作品。另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筹备推出一套类似“老照片”的丛刊，其中的主人公有民主人士，有大学的校长，还有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个人的故事虽远远不到集合成一本书的程度，但由于他们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见证了某些特别的历史事件，把这些个人的若干事件串在一起也成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珍品。
口述传记能在众多传记体裁作品中脱颖而出，在于它不是文史资料的简单汇集整理，而是一些专家学者们肩负着“抢救珍贵历史资料，记录历史真相”的任务而去做的一系列抢救工作，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凝聚着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去抢救一些珍贵的历史片断。唐德刚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流落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其逐渐流失，内心所发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家的失职。”
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比唐教授想的还要紧迫，比如对文强老先生的采访就让人感到时不我待，采访从2001年6月中旬开始，历时两个多月，而当年10月份文老就驾鹤仙去，如果不是采取口述实录这种最快的方式，恐怕那段珍贵的历史将永远封存在老人的记忆里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包括《文强口述自传》在内的“口述传记丛书”出版后，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好评，许多人认为出版社为史学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
口述传记不仅从内容上保证了它的原始纯粹，从形式上更是决定了它独具魅力，之所以采用口述的形式，不仅因为可以加快写作速度，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事件的真实性和连贯性。一本传记，在动笔写作的过程中由于要考虑前后事件怎样连接，叙述顺序怎样配合，常常会人为地加上许多修饰之辞。而在进行口述时，记忆所至，往往滔滔不绝，免去了写作时遣词造句的许多困扰。同时基于传主与作传人之间讲述与倾听的关系，二者间的互动和共鸣，使许多藏在记忆死角里的历史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而这些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恰恰是被史学家们视为珍宝的。蔡彻在回忆为黄药眠作口述自传时说：“我俩合作得十分默契，……他有时说到兴奋处，眉飞色舞，声音也洪亮起来，有时说到心酸处，又不禁黯然神伤，喉咙哽咽，而我边听边记，泪珠不觉滴到纸上。……”张学良也感到和唐德刚的历史对话，是他在恢复自由以后对所有中外记者谈话中最舒畅的一次，他说：“唐德刚不仅引导我回首曾经走过的历史，同时他博古通今，在畅谈对近代史的感受中，寻到了许多思想上的共鸣点。”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口授笔录”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在谈到口述历史的局限性时，社科出版社的王磊（就是“口述传记丛书”的策划者）说：人们往往过于偏信文献史料，轻视口述史料，认为“口说无凭”，其实口述历史与文字二者各有其功能，是相互补充的，口述历史不属于正史，但很好地补充了正史。它没有正史过多的涂饰、渲染，卸掉了许多框架体例的限制，同时连缀起许多细节，读起来更鲜活、生动，也不像野史那样无据可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亲历亲闻者，他们的话是有一定权威性的。王磊也谈到：“并不排除其中一些记忆有误，自我拔高，或是难言之隐避去不谈的情况，这些我们都会去找史料或专家去核实，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热心人士经常给我们写信打电话来纠正，对此我们特别高兴，也十分欢迎。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作就像在给大家提供一个胚子，把历史的原貌展示给大家，尽管这胚子开始看上去简单，不全面，有瑕疵，但只要有了这个胚子，后人就能在上面精雕细刻，去整理校订。我们看重的是现在这个做胚子的过程。”
对于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这一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老舍之死》的编撰者傅光明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看法：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傅光明觉得后人也许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无法还原历史本真。他说：“说来说去，采写者只能是个历史的记录者，充当的就是个‘史官’的角色，受访者各说各话，虽然我自己心里会对某些人的说法提出质疑，但出于职业道德，我还是会把一切相关的线索忠实地记录下来，所以每次的采访都感觉像是在‘逼供’，我在意关于事件的一切细节，我希望他们说得详细，再详细，这样就可以与历史的本真靠得更近，这时候历史的‘结果’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过程性’却具有了更大的和真正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作为传记的一种，口述自传不仅仅起着记述传主生平的作用，更是口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口述历史作品。王磊就希望能通过系列的“口述传记丛书”真实地再现历史，为现有历史资料“补遗”，同时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力量，在中国形成一个口述史中心。
有专家认为作为一个产生时间不长、方兴未艾的传记形式，口述自传将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同时这种“抢救历史”的行动也已被看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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