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红色少女日记》，张新蚕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
《红色少女日记》从酝酿出版到成书问世，前后跨越了5年的时光。
既在预料之内，也在意料之外。5年来，此书遭遇了很长时间的冷遇，也经受了一波多折的痛苦打击，让我度过了一段浮躁、惆怅和忐忑不安的时光，也曾产生过放弃的念头。然而，正是经历了5年时间的磨砺和考验，这本书才得以日臻完美，我本人也渐渐变得坚强起来，同时也慢慢点燃了文化界、出版界众多人士的热情，渐渐达成共识，最后形成了坚实的联手和众志成城的默契。
说来，现任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张宝瑞和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社会文化史专业的硕士生韩欣，是这套日记最早的发现者和读者。他们认为，“新史学派”看重的恰恰是作品的“原生状态”和“田野史学”价值，以及它的“民俗史、社会史”资料价值。
此外，我在鲁迅文学院的老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吉林省四平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海泉等，对此书的推荐和挖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4位人士和一位地方志专家顶着酷暑严寒，专心为《红色少女日记》做了详细的考证、注释、点评和终审，使这部书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更显完美和厚重。
这本日记始于1966年，结束于1971年，写作年龄在14岁至18岁之间。
事隔38年之后将这套日记公诸于世，并非我个人有什么蓄久不发的忍耐力，或是有意识的蓄久待发，以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纯属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偶然。
谓之必然，是因为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颜色各异的5本日记跟随我38年竟没有丢失。其间，奔赴农村广阔天地，抽调进机关，选送上大学，分配回四平，结婚调长春，长年搞设计，转行进北京（经严格考试由工程师转为文学编辑），后又担任《北京纪事》杂志社副社长、《中国网通》杂志主编。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变迁之后，除了1966年上半年的日记至今仍无法找到外，其余5本均保持着字迹的清晰和内容的连贯与完整。
谓之偶然，是因为我自1989年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以来，至今已走过十几年的里程。1999年，经过归纳整理，我在两家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旧情书》、《青春之恋》、《深沉的依恋》等3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初试的成功，提醒了我对昔日书信、文稿、笔记的重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文革”时期的日记，于是我琢磨着应该找到它们。
有一次，我有一搭无一搭地翻找旧物，突然翻出了16岁那年写的日记，一气呵成地读下来，真是感慨万千，我甚至不敢相信这本日记竟会出自于自己的手笔，于是便翻来覆去地翻阅，最后确信这本日记非己莫属。
不久，我就一些想法向一个叫那耘的朋友咨询。他回答说：“你问我日记可不可以整理成书，我看完全可以。你就叫它《红色少女日记》好啦！”于是，我便找朋友杨富华将这本日记打印出来，此后又交给《十月》杂志的主编和鲁迅文学院的一位老师审阅，与此同时竭尽所能去寻找另外几本日记，然而一连数月毫无结果。
有一天，我突然感觉有灵感降临。灵感提示我：书房最犄角的那个最不便翻腾的木柜至今尚未翻找过。我接受灵感，不顾一切地奔向那个木柜，结果是4本日记安安稳稳地躺在里面。她们是红皮的、蓝皮的、黑皮的和浅粉皮的。在那本红皮的封面上，还刻有涂金的三个大字：“红卫兵”。
“红卫兵”仿佛会说话，也仿佛会开玩笑：“哈哈，知道你在到处寻找我们，我们早就不想睡在这儿啦！”于是，这一套相对完整的《红色少女日记》才得以具备条件问世了。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虽然谈不出高深的有关史学方面的价值和理论。但是我可以告诉读者，“日记”塑造的人物，大大小小有百人之多，其中频频亮相的也为数可观。有一段时间，我不想接触任何人，不想多说一句话，全身心投入到校对、改错别字、前后复核、审视斟酌的编排之中。也许是因为我太熟悉书中的人物了，我频频与他们对接，奋力捕捉每个人身上哪怕是一丁点一丁点的闪光点。有那么几个夜晚，我通宵难眠，虽然浑身疲惫无力，但仍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我甚至想请上半年假，回家乡、回故里，去找书中的人物谈心，去问候他们的身体可好。我还想调查一下，看看有谁已离开人世，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在《红色少女日记》的后半部分，有相当的篇幅记述了当年红卫兵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在整理这部分内容的时候，许多干部、社员和知青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是：梨树县喇嘛甸公社的李青田书记、杨万发副书记；王家园子大队的王文贵书记；深受集体户知青爱戴的老户长郭殿喜、队长宋兆明、饲养员李金及我的入党介绍人王凤老大爷等等；还有我们集体户那些可亲可爱的知识青年。
让我羞愧的是，30多年来，我虽然多次萌生过回去看看的念头，也曾找过户长谢立群和孟秀华同学商议过行动方案，但终因主客观原因而未能成行。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当年扎根于北大荒的数十名知青携其子女重访旧地，看后深为感动和敬佩，同时也深感愧疚和不安。若干年来，尽管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褒贬不一，但不知为什么，我对知青生活却总是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敬意和想想就容易热泪盈眶的激动。有时候只要往深处想下去，就很想哭上一场，甚至很想大哭一场。
在通读日记和“走村看户”的过程中，一个始料不及的重大收获令我暗暗惊喜不已。这就是在《红色少女日记》里，自始至终都穿插有老干部们活动的身影，并记载着他们在“文革”中各自不同的境遇和遭遇，某些人的遭遇又是非常不幸。我熟悉、爱戴、思念他们，就像熟悉、爱戴、思念我的父母一样。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先后与世长辞，而现存的老干部，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在内，目前都不同程度地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为此，我常为自己无力回天而难过而悲伤。
2000年的春季，经过一番周折和努力，我用电话访问了诸多原住吉林省四平地委一、二栋楼的小伙伴。之后，我又与户长谢立群等频繁接触，约定在适当的时候把大家集合一次。但不久在统计人数时发现，在我所熟悉的老干部家庭中，约有近二分之一早已由四平市调入长春市工作了。于是我又改变主意，决定选择长春市省人民医院儿科门诊部作为会面的地点。2000年8月的一天，“小伙伴们”按约定时间一一到达。
几乎是在一瞬间，之后又持续了三五分钟，集合而来的“小伙伴们”无不惊喜地狂喊，捶打，指鼻子指眼的哈哈大笑，然后拥抱起来跳着脚转圈；有的一边张大嘴巴称呼着对方的小名，一边又瞪大眼睛向对方的脸膛射出无比惊疑的目光。在一阵鼎沸的喧哗之后，我就《红色少女日记》作了慷慨激昂的介绍。“小伙伴们”表示，一定信守承诺，回去后设法寻找“文革”遗物和照片，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寄往北京。
那晚，承蒙吉林省人大副主任刘树林及三位秘书的盛情邀请，我没有参加“小伙伴们”的聚餐。当我依依惜别地与大家告别时，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子酸楚。38年前，我们这些生龙活虎的“红卫兵小将”，如今都已是活了半辈子的成年人了。“半辈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别时容易见时难”啊！记得在分别的时候，我努力地朝每一个人微笑致意，尽力克制着我那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下落的泪水。
一、事隔38年之后，将这本日记公诸于世，必将在读者群中产生不同的反响。比如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某些内容很可能引起他们的不解和质疑，甚至会感到不可思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虽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曾经热烈燃烧过的青春火焰，以及数以百计的人物轮番亮相，也许会让年轻的读者朋友看到他们父辈早年的身影。
二、书中对诸多人物都有其不尽相同的描述及不同程度的褒贬，赞美和批判。比如说对众多文学作品和若干影视作品，如：《家》、《播火记》、《青春之歌》、《迎春花》、《两家人》、《林家铺子》、《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舞台姐妹》、《桃花扇》、《不夜城》、《清宫秘史》等，均有其尖刻的指批和个性化极强的论点。如今掩卷反思，那些指批和论点自然让我面颜羞愧，自责当年愚昧无知。但考虑到《红色少女日记》反映的毕竟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普通女中学生真实的心路历程，现原汁原味地刊登，为的是保持作品的“原生态”，以其客观真实地反映“文革”“先从文化舆论界开刀”的历史现实，并想通过展示这个现实，力求将红卫兵天真无邪和虔诚鲁莽的心态跃然纸上，以期达到个性鲜明和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
三、在1966－1967年间的日记中，有相当的篇幅将中央、地方党政领导人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的境况记录下来，最初我在阅读这些内容的时候，一度处于心旌摇动和荡气回肠的震撼之中。本来我很想把这种阅读感受通过书的传播来传递给读者，但考虑到我当时年龄尚小，且所获信息大部分来自于广播、报纸、战报、宣传单等，有的甚至来自于道听途说，况有一部分内容直接涉及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若原原本本照日记的原文发表，有可能会导致某些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故日记中有一部分内容（量很小），我作了必要的删除和添补，希望读者能予以理解和谅解。
最后我真诚地祝愿读者：开卷有益，掩卷遐思；若为好书，共同珍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