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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一起说悲伤

2003-11-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杨葵 我有话说
据说悲伤无法诉说。可是,多大的悲伤才能让人无法诉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有那么大的悲伤,如同天地苍茫,以我们,这些生于过渡时代的早产儿,这些在琐碎、贫乏的“蜜罐”里成长的一代,连感知都有困难的吧,更别奢望还有那份荣幸,能沐浴恁大悲伤的滋润。好了,既然命里注定我们连悲伤也必定琐碎、贫乏,我们来说吧,可劲儿地说,我们把它说成朵花儿似的,我们把它说烦算!

长篇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就是廖一梅对悲伤的诉说,极为顺畅的语句背后,是滞涩而锱铢必较的情感生活。它打动我,因为她写的,正是我们这群“六八一代”的琐碎、贫乏的悲伤。我们没有那个运气,去经历细腻哀婉同时又气魄庞大的爱情,我们只好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把小孤独、小哀伤编织成一朵精美的花朵。

不要以为小孤独就不孤独,小哀伤就不哀伤,它一样会动人心魄,第一因为它真实,尤其对我这样的同龄人,几乎具备了纪实文学的某种特点;第二因为它暗含了一种告别,和一种新的开始。告别的,是青春;开始的,是人到中年。“死去原知万事空”,我们无缘在青春里爆发,来不及在青春里为将来埋好坚实的奠基石,当我们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自己把青春过乱了,突然有一天想从头收拾旧河山,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青春已死,中年已在不知不觉中,粗暴地匆匆而至。这对正在经历这场转变的人来说,已足够动人。

分析书中三个主人公:“我”、陈天、徐晨,可以得知这本书、进而至于作者廖一梅,直至整个“六八一代”的悲伤之源。“我”尽管表面倍儿有主意,甚至有些固执霸道,但内心缺乏恒定的磐石,如风雨中飘摇的一枝树苗,她是“六八一代”的典型形象;徐晨有活力,但是浮躁不安,变数奇多,像一蓬芜杂乱草,他是我们身逢遭遇的现实;陈天成熟稳定,世界观人生观早已成型,社会地位稳固,像枝繁叶茂的深根大树,他是我们的理想。“我”在现实与理想中游走,飘忽不定,至此一切正常——每一代人无不忍受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但是,陈天始终把“我”当成幼女,不愿与“我”有真正身体的水乳交融;而“我”也会清醒看到陈天的种种劣态,内心不时会有抗拒之势。理想就是这么个东西!作者给他最后的结局,是死亡。反过头来,倒是现实代表的徐晨更具亲和力,更能牵扯“我”的心。现实正是如此,它芜杂,它混乱,但它与我们更亲近,我们不是超越不了,而是不愿去超越。

现实是生动、活泼、明亮的,理想是扭曲、变态、阴暗的,这个,是悲伤。

所以,《悲观主义的花朵》呈现的不止是一场爱情,也不止是一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它呈现的,是理想与现实这一对冤家颠来倒去、翻来覆去、腻腻歪歪、没完没了的搏斗。到头来,正如作者在小说最后所说,“其实我们能向生命祈求的只有好运,没有公平,没有意义,没有解释,没有响应……”

作为与作者熟知的朋友,我看此书如同面对一本日记,里边有太多熟悉的场景,熟悉的人事,所以它会唤回我的记忆。不过看着看着,又有恍惚,仿佛不同编码同时呈现,我看到的,是北京的手、广州的脚、上海的脑袋。这个说起来,是做小说起码的要点之一,不过我在此处重提此事,也是想表明个态度——那些赤裸裸的“自传体”小说,尤其是一群像廖一梅一样的年轻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已经彻底变为专揭隐私的“纪实体”,如果它们冠以“自传”名目出版自然无可厚非,不过涉及他人之处,自当承担法律责任;作为小说,实在烦人耳目得无趣啊。 (《悲观主义的花朵》,廖一梅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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