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王安忆不大像上海人。至少某些上海人那种“聪明、精明但不高明”的特征在她身上荡然无存。相反，知识分子谨慎处世，冷静观察人与事，独立思考等品行却时有表露。我想一个长期从事写作的人不可能一眼被人看穿。就如王安忆的文学作品一样，许多人没有读懂。我忽然在想，无论哪个时代，上海都应该走在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前端，这不是一句狂热的吹捧，上海的人文文化、上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她的领先。上海，这个城市最大的优点是包容，多国文化的时尚性在这里交错、伸展。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个大都市里生活写作了二十多年，王安忆没有被上海所同化，若是换成别人早就缴械投降了，而作家却是个特例。王安忆把生活在上海作为一种幸运。她曾说：“如我这样一个将写作当作个人生活方式与感情方式的人，在这里能够得到宽容的允许和鼓励。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来自意识形态的批评指责，这才得以保持自我的写作心境。”
王安忆平静地说，她来武康的目的主要是来看看母亲当年就读的母校：德清二中的遗址，在那里母亲完成了初中学业，拿到了毕业证书。另外，顺便见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各种生活积累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必需的。这就有趣了。
王安忆一身打扮大方而随意，白色纯棉T恤衬托其不俗的精神气质。她的脸颊略显削瘦，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自信而敏锐是她的另一面。谈到上海，她没有给出大而无当的恭维言语，简洁又意味深长地吐出两个字：物质。我觉得这种形容符合作家视角，客观而精妙。
以前，我在《大家》杂志上看到作家王安忆与画家陈丹青的文化对话：拿起镰刀，看见麦田。其中有些内容颇为精彩，比如对当今时代的评价：好像东西太多，很复杂，也很肤浅，声音太多。王安忆说，现代人的思想还不如我们那个时候自由，空间大，因为什么都被取消了。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声音，自己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一个人太没有限制是一个问题。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限制都没有，人们的精神附加就没有办法实现。
王安忆沉浸在美妙的回忆中，述说着她的人生经历、游历与写作经验，时间过得飞快。谈到自己的小说，王安忆如数家珍，像《小鲍庄》、《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等，谈小说人物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写作背景，妙趣横生。她对上海的观察和描述细致得让人惊诧，层层叠叠杂乱无章的东西被她说得淋漓尽致，这让人联想到另一个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王安忆说，张爱玲的小说非常讲究细节描写，而自己的小说就是精心为人物搭一个生活大舞台。
王安忆说：“文学精神很重要，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学大不一样。文学会提高一个城市的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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