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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杰出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久病之后于9月25日在纽约去世。他的去世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为不同的媒体所作出的反应所证实，这位我仅匆匆见过一面但却始终未能找到时间倾谈的后殖民理论大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每一个以他以及他的理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的心情都是异常复杂的。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赛义德的名字也和他的一些同事们一样高视阔步，出入于中国学者们的沙龙和学术期刊的论文中。诚然，在中国的语境中常为我们所讨论的三位后殖民理论家中，赛义德的知名度始终是最高的，这无疑和他本人的多产和广博的多学科知识有关。他的著述被人们讨论和引证的频率始终居高不下，也与他在美国学术界的较早崛起不无关系。如果说，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解构色彩，霍米·巴巴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数族群”研究之特色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赛义德早期的理论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他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那本富有挑战意味的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确实为我们的跨学科文化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直接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但赛义德的尝试还远不止于此，他的著述还具有强烈的“非中心化”和“解构”的作用，实际上起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在西方思想文化界衰落之后出现的“非边缘化”和“消解中心”之倾向的先声。
赛义德在中国的影响除了体现在那本《东方主义》中之外，还反映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就在那本书出版后不久，我和赛义德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偶然相遇，他是作为大会主题发言人作演讲的，而我则由于当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研究期间到美国顺访，并未作专题发言。就在那次研讨会上我们匆匆相见，互相寒暄了几句，但我却表达了希望他来中国访问讲学的愿望，他欣然同意，并答应以后在另一场合专门和我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1995年夏季，我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和《新文学史》杂志主编科恩教授合作在大连主办了首届“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尽管我们知道赛义德已患有癌症，但仍期待着他的光临。我想，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文化批判，《新文学史》将挑选会议优秀论文出版专辑，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将赴会演讲，再加上科恩教授的亲自邀请，他一定会如期赴会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却未能前来。对我来说，一次极好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后来听友人刘康转达，赛义德在电话中详细听取了关于会议盛况的通报，并表示日后将来中国访问。
1998年4－5月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期间，应赛义德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主任戴维·戴姆拉希教授邀请前往该校访问讲学。我在给戴姆拉希教授的电子信件中反复强调，我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与赛义德教授见面，他给我的回答是“没有问题”。但令我失望的是，赛义德由于健康原因那几天竟未能到学校上课。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同时也是他的一些美国同行们，已经开始为他准备后事了：《疆界2》杂志主编保尔·鲍维亲自主编了关于赛义德的研究专辑，并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扩大了篇幅的精装单行本。据鲍维解释说，“爱德华将难以活过本世纪，所以我们要赶在他离开人间之前推出这本专辑”。另一位朋友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执行主编林赛·沃特斯也亲自出马抢在2000年之内出版了赛义德的最后一本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据沃特斯的说法，尽管哈佛大学出版社一般不出版活着的学者的个人论文集，但对赛义德却是一个例外，因为这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这一切均无可辩驳地表明了赛义德在欧美学术界的巨大声誉和威望。今天，在大师离开我们的日子里，我重读沃特斯代表他赠送我的这部文集，脑海里不禁闪现出大师的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身影。
可以说，赛义德在自己的最后一部文集中所讨论的问题是他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的深入思考和深入研究的结晶。在这部写作时间长达30多年的论文集中，赛义德真实地记载了自己初到美利坚帝国的中心、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至世纪末所走过的道路。在这期间，美国的文学学术界也和这个国家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和潮起潮落。无疑，赛义德是置身于西方学术中心地带的一个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地知识分子，因此也自然会同时受到东西方学者的重视和非议。尽管人们不免会对赛义德本人的双重身份提出种种质疑，但他仍然在不止一个场合为自己辩解，“也如同其他许多人那样，我不止属于一个世界。我是一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时我也是一个美国人。这赋予我一种奇怪的，但也不算怪异的双重视角。此外，我当然也是一个学者。所有这些身份都不是清纯的；每一种身份都对另一种发生影响和作用。”他的这番自我表述无疑也代表了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所处的双重境遇，他们为了在帝国中心地带的众声喧哗之中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不得不依赖自己所拥有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文化背景：既在第一世界充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同时又在第三世界宣传第一世界的理论，以便向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启蒙。他们的流落他乡正是他们具有这种双重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对另一些流离失所的人们的关心便是理所当然的。在收入书中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他的流亡精神同时体现在心灵的流亡和文字的流亡中。
即使在近几年来，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是我仍能时常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他那消瘦的身影：他手扶腹中肿瘤义正辞严地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的武装干涉，强烈抨击联军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等等，表现出一个有着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就在他临终之前，他依然活跃于美国学术理论界和知识界，仍一度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要登上一座山峰或讲坛以便站在高处做慷慨激昂的演讲，……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但它能产生共鸣，因为它可以自由地与一场运动的现实、一个民族的愿望以及共同追求的理论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有责任对当代文化的形成进行干预，并提出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树敌颇多，常遭人攻击，并对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真正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颇有微词，但这些应留待未来的研究者去分析和批评。我们今天纪念这位杰出的知识分子，至少可以从他的不少言论和行动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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