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录像作品“物”。结构相当简单的一个作品：在一个完全漆黑的普通卧室里，两只手（身体不出现）在划火柴，在寻找某种东西，要找什么，不知道。一根火柴自然很快就灭了，再划一根，一直划下去。火柴的光亮很有限，所以只能看到少许物品。寻找一直仔细地进行，看到了电话和衣服，又看到了瓶子、被子和杯子，诸如此类的琐碎物件，打开一个又一个抽屉，看到更加琐碎的物件，钥匙和药品之类，如此这般。手的身份不明，但意图似乎是有的，想寻找某种隐藏的东西。不管要寻找的东西是否骇人听闻，总是可以隐喻地理解为一个“侦探”的过程。这个侦探过程非常仔细，步骤正确，无所遗漏，但是，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古怪都没有，这样就成功地让观看者的期待落空。正确的步骤未必有正确的结果。意大利艾科的《玫瑰之名》里也有个另类的侦探过程：几乎每个步骤的推论都错了，可是最后却因此得出了正确的结果。
邱志杰写得好字。邱版本的“兰亭序”是个有名作品。先抄写了一遍兰亭序，在同一张纸上又写一遍，一遍又一遍，一共写了1000遍。不难想象，最后的结果是把这张纸完全写成了黑纸。原来的面目在覆盖中失去了，但是并非不存在。德里达曾经反对西方思想的语音中心论，他相信语言的根本不在于“说”而在于“写”，许多能够写的却是不能说的，但却有着重要意义。德里达举到某些数学符号和图形，不过，更好的例子应该是中国的书法（这一点叶秀山先生讲到过）。虽然有些数学符号和图形可以没有规定语音，但却是可以去规定的，假如有必要的话。而书法的那些变化无穷的书写方式才真正是说不出来的。书写形成痕迹，而痕迹可以被抹去，或者在重复书写中被覆盖，因此，书写就暗中表现了历史性，就像“现在”抹掉“过去”，“将来”抹掉“现在”，一切的意义都是在痕迹的涂抹、覆盖和变化中进行着的，没头没尾。德里达这个想法又让我想到邱志杰的另一个作品，“唐诗十首”，在纸上逆向书写，录像后反向播放，结果就是，书写的过程就是抹去字迹的过程。所谓“鬼写字”。如果德里达看到邱志杰的书法系列作品，想必会喜欢的。
邱志杰做综合艺术做得多，架上画少，但是我喜欢他的架上画。有个系列大概叫做“调查报告”或者是“游戏”，很有味道。虽然是具象的，但整体看起来却是抽象的。里面有大量的物体形象，花，树叶，手，胳膊，草，石头，脸，大腿，什么都有，但是从整体的角度去看，就会从具象变成抽象。更有效果的是，画中的背景和图形是可以随着观察方式的变化而互相转换的，背景变成图形，又退回去变成背景。尤其是，那些观察方式并非自己可以控制的，观察者会不断被画面所诱导去乱看，有一种不断上当受骗的感觉。据说这是“活的”画，这样的“活”画是对现象学的抗议。
这几件作品都有内在的自制，所以有意义。有限制才会有意义。幸亏自由是有限的，否则艺术就会用无限的自由去害死自身。
（《重要的是现场》、《自由的有限性》、《给我一个面具》“当代中国艺术批评文丛”，邱志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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