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上，有几部颇为引人注目。在采用个人化角度表现历史或现实的生活方面，莫言的《四十一炮》以奇特的意象和奇崛的想象，用虚实相间的故事叙说了亦真亦幻的历史；韩东的《扎根》以细腻的个人感觉状描琐细的生活细节，把“下放”、“扎根”这样的人生迁徙过程，还原到最民间、最原始和最日常的状态；而叶兆言的《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在一个“后知青”的故事的讲述中，以多义的叙说和明显的缝隙，留下了诸多的空间，使得单一的叙事造成了浑象的效果。在历史题材方面，熊召政的《张居正》（四卷本）以史学家的秉笔和文学家的慧笔相结合的笔法，再现了首辅张居正的勇于改革与万历新政的互动，使历史小说在满眼的“圣君”之外，又增添了一位耀眼的“良相”形象。另外，在非小说作品中，杨绛的回忆录《我们仨》，黄永玉的《比我还老的老头》，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都因讲述了重量级的文坛名人，文笔又真切生动而值得关注。《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亦是一亮点，该书出版后，一直热销不衰，成为作者近年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著作。而老作家如邵燕祥、李国文等人笔耕也相当勤奋，今年都有不少新的散文、随笔发表，他们的作品笔力遒劲，意味老辣，很耐人咀嚼和寻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本年度获得了广泛关注。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这部在网上连载时就好评如潮的小说，确实有其叙事上的过人之处。作品写一个有点钱，有点权，还有点闲的白领，如何从怀揣美梦的理想主义者，莫名地变成了一个满怀怨尤的悲观主义者。作者带着些许玩世不恭的态度，认真地叙述了一个在现代都市迷失了自我的青年的行状，使人看着看着便添了悲凉，增了忧伤。成就作品的可读性的，有叙事技巧上的欲抑故扬，更有语言上的亦庄亦谐。《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则认为2003年有分量的文学作品不多，就自己的阅读范围来看，感觉不错的除了刘震云的《手机》，便是《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两部作品在创作上都表明，我们的长篇小说在表现和分析中国当下生活中的复杂经验这一点上正不断地取得进展。
2003年也是一些新的作家和新的创作趋向正在出现的一年，可以从一些新作家、作品身上感受到文学走向发生了一些变化。李敬泽认为，须一瓜、陈希我、张楚、慕容雪村这样一些新人的出现，应该说是2003年文坛的主要收获。虽然他们不是十分夺目，但在表现复杂经验这一点上，他们做出了新的探索。这同时也表明，在文学的内部产生了一些新趋向和新动力。中国小说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现在，支配创作的一个基本动力就是大家都回到写实上去，人们都认为相对于生活和世界的丰富与驳杂，文学未免显得苍白，于是产生了捕捉、表现、确定经验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在文学上就表现为写实。这样的写作路向有它的道理，但实际上到了2003年，可以看到这个路向所隐含的问题，就是说仅仅是写实，未必就能很准确深入地捕捉经验，我们的小说家依然需要比写实更准确、更超越的眼光来把握经验。今年出现的几个文学新人，或多或少都表现出这种超越写实的文学趋向。在2003年，一方面看到很多作家有很好的写实功力，而另一方面，写实本身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暴露出了它所存在的限度，它所隐含的对个人经验的无限崇拜已经开始向无限庸俗的方向滑落。如年末出现的木子美日记、葛红兵的《沙床》等诸如此类的现象，与这种从写实开始，对个人经验的无限崇拜是互相关联的。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初评审读工作的结束亦是今年的一件大事。白烨认为，现在茅奖越来越受关注，一个原因是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长篇小说奖，另一个原因是从这届开始，入围本身也是一种荣誉。另外，从今年各种评奖评选频仍，研讨会增多，新浪网等媒体评选“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等活动来看，文学、文化事业开始寻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立身与发展的方式，这种寻求也许存有一定的问题，但无疑是有意义的。
最后要提及的是，2003年是文学巨匠、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巴金的百年华诞。在11月15日前后，北京、上海和成都等地，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庆祝与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使人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了巴金其人其作。应该说，这种非同寻常的荣誉属于巴金，也属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坛。对这位世纪老人百年人生的追寻和纪念，为2003年的文坛平添了一份岁月易逝的苍凉之感与温暖的怀旧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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