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SARS期间的冰点之后，2003年的图书市场仍然在延续着几年来的定式：各类名校的男孩女孩们的讲述续写着刘亦婷的神话，无数或态度诚恳或语带机锋的励志故事维持着市场的热度。似乎，套用电影《广岛之恋》中那句经典的台词：“在书界，这样的日子永无休止”并不为过。以致于有媒体在岁尾发出了“无书可读”的感叹。的确，在十几万种图书中偶尔闪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非但不能减缓反而会强化这样的焦虑。它无疑触到了当下书界的痛处。但是，背倚图书、面对读者，我们的媒体又做了些什么呢？
在为数众多的媒体上，图书正在所谓“娱乐”的打压下失去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方面，在越来越“劲爆”的娱乐新闻面前，有关书的消息显得如此不值一提。其实，将图书置于娱乐版的角落权作补白，与让某些貌似有品位实则大而无当的文章占据粗大的黑体字标题一样，同样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另一方面，当图书同“大腕”、“新奇”、“轰动”等等娱乐“新闻点”发生或者被“制造出”某种联系的时候，媒体却总是表现出超乎常态的热情。
在不知不觉中，媒体的态度也在改变读者、书界对图书的态度。
在读到《我们仨》（杨绛著，三联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之前，正是钱锺书先生与世若即若离的神秘引发了我的阅读兴趣。但是，当我真正阅读此书的时候，吸引我的，不是杨绛先生那万里一梦的构思，甚至“钱锺书”也变得不再重要了。我读到的，是一个普通母亲无限爱怜的眷顾神情，一个普通妻子百转千回的深情诉说。我的阅读不时被打断，因为，我自己的亲人总是浮现在脑海中，占据我所有的思绪。我相信，《我们仨》的一版再版，正是由于它唤起了我们每个人最私人化的记忆。由此，当我看到某媒体刊出的文章，试图从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提到了她第一个女婿的名字，而在此书中却隐去了第二个女婿的名字并通过这样的暗示得出某种结论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此时“猎奇”是一个多么残忍的字眼，我为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而感到羞耻。
同样是写名人，《金庸传》（傅国涌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传记的另类。传主尚在人世，而这部长达500余页的传记作者竟然没有一个字来自与传主的直接交流。对此我能够理解。查良镛是一个精明的报人、成功的小说家，但金庸却已然是一个明星中的明星。在金庸武侠剧一遍又一遍被搬上荧屏，获得金大侠只言片语的评价便足以涨满报纸的整个版面，而金大侠似乎也从不犹豫地将格林斯潘式的模棱两可的话语赠送给每一位参与者，赞扬他们，随后否认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或将更高的赞扬留给后来者。在金大侠眩人的光辉照耀下，谁会在乎傅国涌这样一个小人物呢？看看报章上对该书的引用吧，几乎全部定格在“独断”、“抠门”、“婚变”等十几页内容上。将弱点放在显微镜下放大，这不正是许多期待走红的明星梦寐以求而走红明星惶恐趋避的吗？
但并不是所有明星都有金大侠的“好运气”，《纽约时报50位科学家》（海南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中的绝大多数主人公同这本书一样，在中国默默无闻。其实，所谓“绝大多数”似乎只能把斯蒂芬·霍金排除在外。“这些最聪明的人在做什么以及在想什么？”这是《纽约时报》“科学家在工作”一栏所关心的。可是我们的媒体关心这些吗？如果说对科学家生活常态的漠视，是媒体失职的话，当以科学的名义制造出的噱头在媒体上畅行无阻，则是媒体丑闻甚至犯罪。遗憾的是，这样的案例总是不时地进入我们的视线。
必须指出的是，我对“娱乐”并无敌意，相反，真正的娱乐是一门艺术，我对这门艺术的提供者怀有深深的敬意。只是，图书乃至整个文化应该在娱乐中得到推广与渲染，而不应被那些恶俗的所谓娱乐所玷污与消解。
读书人需要沉静之心，书界、媒体莫不如此。 ■《光明日报》编辑 邢宇皓
2003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过“非典”，发生过伊拉克战争，发生过许多令人激动和令人恐怖的事件，房地产升温了，私人轿车卖火了，北京的交通更堵了，2008年奥运标志“中国印”诞生了，股市球市更没准了，百姓的生活在松松紧紧中更有滋有味了，李慎之、宋美龄、施蛰存、萨义德先后去世了，CCTV新闻频道和东方卫视开播了……这一年眼看着又匆匆过去了。
这一年的图书也在这风云际会中起起落落，同往年一样，书是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的，但回过头来，让你惦记、让你愿意重新拿起再读的书总是少数，这是一个节奏太快更新太快又遗忘太快的时代，又是一个谁都能写书出书“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后现代时代，泡沫浮萍，跟风搭车，宣传炒作，让人扑朔迷离、难以静心，但见榜上你方唱罢我登台，却常常望榜兴叹，觉得怎么有那么多的垃圾碍人眼目。什么时候都有雅俗之分，都有品质之别，大约1000年前，画家李唐吟道：“早知未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有时畅销遮掩了含金量，集体选择的无意识也使洛阳纸贵印了许多速朽的玩意。
不可否认，好书仍然有，但需要细心地淘，有数家保持品质记录的出版社还让人信任，虽然大家都在嚷嚷书是做出来的、卖出来的、炒出来的、攒出来的，但依然有些“有识时务”的作者学人耐得住寂寞守得住丹田气一笔一划地精雕细刻、悉心打磨，毕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明眼的读者仍然是为数不少的，因此也被人争说。依笔者个人的兴趣，那种沉潜宁静的书当算好书，有着“坚质浩气，高韵深情”书卷气质的书永不过时，总是精英的精品。例如杨绛先生《我们仨》、沈昌文的《阁楼人语》、张鸣的《直截了当的独白》、孙立平的《断裂》、秦晖的《农民中国》、丁三的《蓝衣社碎片》、董立勃的《白豆》、韩东的《扎根》、吴思的《血酬定律》、顾骧的《晚年周扬》、冯象的《玻璃岛》等等是2003年图书中的硬通货。
仔细翻来，发现这一类书都不是速成急就之书，虽然有些书写得并不沉重忧愤，而是很轻松流畅，有的书甚至还很直白简易，但其心态往往是非功利的，其眼光往往是直面历史或现实，其研究往往是扎实缜密的。这其中非关年纪、非关学历、非关职业。有耄耋长者，也有年轻后生；有学院硕儒，也有“无能”编辑；有专业人士，也有无业游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敬事而信，敬惜字纸，爱惜羽毛，惜墨如金。于是他们的书就不论薄厚，却都是沉甸甸的。
其它的书虽然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各显其能，却往往年年岁岁花相似，都少了许多内在精神的铜枝铁干、气格风骨，有许多媒体和媒介中人在说，不说也罢。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主编 宋文京
2003年的图书市场，尽管遭遇了非典的惊扰，但无论在图书的数量、品种还是在质量上，都并不比往年逊色。但另一方面，书界的问题也很让人担忧。甚至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有多少书可以重读？！在品种繁多、印刷精美的背后，却是思想、内容的贫乏和单调。
首先，内容日趋泡沫化。泡沫化的图书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跟风炒作型。这些书往往是趁着新闻热点大肆炒作出来的。“神州五号”飞天成功后，各出版社在几天内就一窝蜂地炮制出一批航天书来，各写各的纪实，各用各的数据，漏洞百出，让读者不知信谁的好。张国荣、宋美龄之死又引来了一批纪念、怀旧、揭秘的图书，其数量之多几乎超过当年戴安娜香销玉殉时的17种纪念图书的纪录。二是重复拼凑型。你这儿出了《天亮以后说分手》，我就马上推出《天亮以后不分手》、《天不亮就分手》。还有一类是编书型的。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作家纷纷加入编书的行列，书店里到处都有今年出版的最佳散文集、年度排行榜等编篡的书，这些书标准不一、重复严重、混乱不堪。
其次，图书日益庸俗化。主要表现在，一类是低俗书名、内容型。从年初池莉推出《有了快感你就喊》，到毕淑敏的《拯救乳房》，接着就有《不想上床》，等等。另一类是励志空谈型。这类书也是今年的热点，但大多属“重复建设”，要么“拷贝”、编译国外同类书，要么拿自己侥幸获得的一点小成就，抑或自家孩子得了个什么奖，不管其成才的方法是否有普适性，就拼凑出一套成才之道，却不管会不会误人子弟，反正能挣钱就行。这类书占据了图书大厦最显眼位置的“半壁江山”。
再次，包装呈现贵族化。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图书装潢越来越精致，价格也越来越贵，动不动就是五六十，甚至上百元一本的。几万字的文字也能做成三五百页的大书，一些书的图和文八竿子打不着，配得莫名其妙，文不够图来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买书的不看书，看书的买不起书。
今天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力左右自己手中的笔，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向商业功利和市场效益妥协。策划者和书商成了图书这种精神产品的经纪人。他们是一群嗅觉灵敏的猎犬，能准确判断一个个“卖点”、“热点”和“动情点”。他们提供书名、大纲、写作要求，写作者据此“描红”、临摹，最后才到了出版社，借助出版社来实现自己的利润。接着通过媒体和排行榜进行大肆炒作。当然，在商业化占主导的今天，创作并不天然拒绝炒作，通过一定的炒作可以扩大作品的影响和效果，但是必须先有创作，然后才有适度的炒作，而且拒绝夸大和欺骗。这才是生产图书这种精神产品的“常态”。
在当下这个学习型的社会里，我们要多读书，但更要读好书。作为传承文明、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社和作家，理应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我们期待着，图书出版界能少一些炒作和浮华，多出一些有原创性的精品。
■《中国青年报》“读书缘”版编辑 肖云祥
“老来俏”形容人到老反而爱打扮得鲜艳和俏丽，说不上褒义，但也决非贬义。用了这词来概括2003年的图书出版，是因为这一年看下来觉得，越老的作家越走俏。从73岁的沈昌文到79岁的黄永玉，到92岁的杨绛，再到1981年就已作古的胡兰成（如果还活着应该是97岁的老人了），《阁楼人语》、《比我老的老头》、《我们仨》、《今生今世》，一本本出来，一本本受到关注，一本本成为热读的书。
最早的一本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三联书店）。6月“非典”刚刚平息，该书即将出版的消息甫一见报，便成为新闻界、读书界的热点，一印再印到九印，至今仍为各地书店销售榜首，仍是各大网站读书论坛的话题。因为，杨绛的身后有一个名字——钱锺书。然而，这本书，是杨绛写给自己，写给钱锺书，更是写给与钱锺书相隔一年而去的女儿钱瑗的。法国诗人马拉美说：“世上的事，最后归结为一本美丽的书。”丧之哀痛，化为一册思辨的译著；生之再造，凝成一部明净的佳构。前译后作，都是读书人一读为快的好书。《我们仨》里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杨绛娓娓道来，都是一个家庭几十年里会碰到的事。书中写了钱瑗从生到死的整个一生。其生，欢欣快慰；其死，令人扼腕。读罢“我们仨失散了”，很多人唏嘘感叹的，不仅仅是钱氏夫妇的情感、经历，更多的是为钱瑗，“读书种子”，兰摧蕙折。“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背后，是一个老人的睿智、从容和温婉。
7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作为沈从文的表侄子，黄永玉的文字不在他的绘画之下，诗、杂文、小说、剧本均有所涉猎，早年便有《太阳下的风景》、《从塞纳河到翡冷翠》等。这一本的文字大抵是旧的，多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也是老的：钱锺书、沈从文、张乐平、李可染、林风眠、黄苗子、郁风……却吸引着我辈的眼光。作为晚辈，黄永玉有幸与他们相识、相交；作为更晚的晚辈，我们无缘与他们认识，于是便通过黄永玉的文字，看到那些长者的风范。一页页、一个个的看下来，才明白他的感叹：“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
沈昌文的《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作家出版社）一书，是整整干了五十年出版、有三分之一年头在编《读书》杂志的老编辑的精神集粹，也是对当年《读书》的一个回忆。这本杂志曾一度名满年轻的知识界。从中，可以看到沈昌文作为编辑的所思所想。《今生今世——我的情感历程》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让“胡兰成”这个大家并不陌生的名字越来越近。因为他是张爱玲的老公，也是张爱玲一生中最爱的男人，胡兰成一直是人们口中的话题。
《今生今世》是胡兰成逃亡日本后，万念俱灰，想起生平欠下的累累情债，不禁心生悔意，因此写出这本情感自传来。除了胡的六段乱世爱情，读者终于得以一睹他的文章。
这四本书的热，一来因为作者本身的瞩目程度、他们笔下抒写的人、记述的事，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无论是杨绛的朴茂、慧巧、通脱，还是黄永玉的风趣、幽默、乖张；无论是沈昌文的豁达、爽朗、明快，还是胡兰成的“清嘉”、“婉媚”，无不透露着上上辈人的涵养和学识，即便没有插图，那文字本身也是诱人的。舒服！ ■《中国青年报》记者 陶澜
回顾2003年的中国图书出版，有这么几个方面给我印象很深：
首先，名人出书回暖。且不论这类书可读性多高，单凭着人气号召力，其商业价值就不可低估。总的看来可分为三类：一类主要以名宿大家讲述为主要基调，解读个人历史，如王蒙《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杨绛《我们仨》，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以及为纪念巴金老人诞辰100周年的一系列传记，这类书受众群较广，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也较高。
第二波，是当下文娱圈不同领域的红人，如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陈鲁豫《心相约》，闾丘露薇《我已出发》，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以及宁辛、孙小梅、姚明等，作品本身可读性要大于文学价值。
第三波，是书商借名人悼亡伤别而“攒”的“速成图书”，如《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宋美龄》，《赤裸的盛放——张国荣的前世今生》及《林海音传》等，尽管包装精美，但内容却无太多新意。
其次，影、视、书全面渗透。这一点时下最大的赢家非海岩莫属，《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不仅电视收视率高居榜首，图书销量也是名列前茅；这位几乎代表着影视同期书晴雨表的作家，充分体现着影视与图书的互动。此外还有邓一光《江山》，石钟山《军歌嘹亮》，杨海薇《孝庄秘史》，琼瑶《还珠格格Ⅲ》等，再加上刘震云原著、冯小刚导演的《手机》，小说借势影视剧，已成为出版者占领市场的一条捷径；但此种“风头”也不能盲目乐观。
再次，世界畅销同步。由于国外版权的引进和外资市场的放宽，我国图书市场已经搭上了全球同步的班车。如《哈利·波特》第五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英本齐发；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自传《亲历历史》，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玛兰奇自传以及著名球星贝克汉姆、罗伯特·巴乔等。这种第一时间让中国读到国际畅销书的前瞻性理念已逐渐彰显。
此外，一些另类图书包括网络作品、小资图书等风行，也丰富着多元化的中国图书市场。但同时，也有一些出版者忽视社会责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致使一些不健康的读物面世，这对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河北电视台《读书》制片人兼主持人 周晓丽
2003书业大潮奔腾向前，其中几股湍流值得关注。作为一介观潮者，说几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
12月，受人尊敬的小说家刘震云的力作《说话》以《手机》名字压岁。这是严肃作品至少在书名上向市场妥协的又一个案例。此前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和毕淑敏的《拯救乳房》也遭到同样的包装。当事者此举各有理由，其中的商业指向不言自明。但它可能减损了重要声音中暗含的责任，以致可能使其淹没于《天亮以后说分手》之类充数者跟进的乱舞中。表面上看，此一湍流有关市场和“身体”。其本质乃是——我还是直说吧——媚俗。媚俗无罪，但如果逼一个学者装美男，或者打“洁本”擦边球，那也是对现代社会宽容的滥用。此其一。
出版界今年另一可忧虑处是对读者浅阅读倾向的过度顺从。一本书看不过前几十页，而且还要有图，这就是大部分读者的阅读现状。于是——比如——一些励志小册子纷纷登场，它们的特点是定价高，本薄，而且是翻来覆去讲述那“N个习惯”的无害废话。让人不安的是，这种做法现已渗入财经门类的出版物。文配图当然也不错，但把有一搭无一搭的图片无条理地乱配，结果只能是对原文的伤害。前一阵子有人疾呼“无书可读”，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没人读书”。书香社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出”出来的。越出超厚且没有插图的《哈利·波特》系列不知把多少孩子乃至成人重新带回培育人想像力的阅读世界，中国出版人是不是可以从中悟出点什么呢？此其二。
2003年还是一个频频给不合格的问题图书算旧帐的年份。对“一折书”劣质的全社会讨伐是让人欣慰的亮色之一。往年的超级畅销书如《杰克·韦尔奇自传》和《时间简史》等，都被认真的读者指出诸多翻译硬伤。官方也是重拳出击。10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辞书专项检查中的19种不合格图书以警示业界。但它们只揭开了问题一角。一方面，浅层硬伤滋生的制度温床和法规空白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平庸之作堂而皇之地充斥市场，再加上营销的障眼法和非行家读者的弱势地位，一种“劣币逐良币”的逆流颇有壮大趋势，正在破坏有“道德的市场”的形成。这已经不是虚火，而是慢性素药了。此其三。
这三股湍流常常互相纠缠，和其他因素一起，参与左右2003年书业走势。它们向何处去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制衡状态。期待2004年的回答。
《中国新闻出版报》编辑 冯威
回顾本年度图书市场，有两种现象让人印象深刻：一是不少出版社或是作者为了推销，设计的宣传越来越“出语惊人”。比如，最近一本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书上就印有这样的宣传语：“它迷茫感伤的青春气息似乎来自村上春树，而它深切冷酷的思想性又似乎来自米兰·昆德拉”，“但是浓重的反思和忏悔意识”却让作者“更接近卢梭”云云。再如，一本校园小说被自封为“当代《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国《挪威的森林》”……如此夸大其辞的宣传，在今年书市上屡见不鲜，令有文学鉴赏能力的读者对这些图书的真正价值产生疑问。
今年书界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表现在图书制作方面，那就是“膨化”类图书的“出炉”，有愈演愈烈倾向。顾名思义，所谓“膨化”类图书，指的是某些图书包含的“水分”太多，如果挤掉这些“水分”，留存下来有价值的内容实在很少。举例来说，具有中美两种文化背景的黄全愈，是很多读者熟悉的名字，他在2000年出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是当年国内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一度成为不少读者了解美国素质教育的“第一读本”。2003年，黄全愈又推出了“新书”《生存教育在美国》和《“高考”在美国》。几本书放在一起仔细对照，我发现：今年出版的两本书，实在没能提供更多的新见解。黄全愈的多本著作，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反反复复地阐述着同样一个道理——“教育只有植根于社会，才能培养出综合素质高，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不是只会应试的书虫。”
另外，一些公众人物传记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膨化”读物。比如有一本名叫《我看见声音》的书，正文前附录了大约68页配有短文的插画，这些插页是时下流行的“成人绘本”，演绎着与图书相关的内容。其后是9万字的作者自述，被排成151页，排版时留着宽大的行距，看起来松松垮垮。虽然经过很好的“技术处理”，硬是“撑”起了一本看起来蛮厚实的书，但是图书内容的轻飘，是无论如何也掩藏不住的。
《文汇报》“书缘”版编辑 谢娟
如同一列疾驶的列车呼啸而过，年终岁末的图书盘点，片刻的清寂就像一个人面对火车过后的铁轨。外界的喧嚣与嘈杂好像都被远去的火车带走，连同一些滚烫的发行数字。虽然这些外化的标准最可做总结的参数，但回到内心的阅读，竟也发现，那被郑重留在架上的图书，有一些已与外在的标准无关。它们就像岁月的潮汐留在记忆岸边的贝壳与海螺，因为一些微妙的感觉，因为一些时远时近的余响，被我记住并回味。
出版界韩流绵延不绝，自然与影视界的韩流分不得开。有金河仁的《菊花香》赚人眼泪，今年的金氏言情便是一路花开不败，从年初的《七朵水仙花》、《菊花香2》到年末的《像少女一样》，一水儿“花儿与少年”式的都市伤情梦，的确已经成为韩国畅销小说的基调，也因此，在一周之内欲罢不能地读完崔仁浩的《商道》，首先的感觉是惊异，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进程，这样大川大河般的智慧涤荡，这样碧落黄泉的人生追问，岂是韩流所能承载？又岂是“韩国的《胡雪岩》”所能承载？很能理解宣传者的曲线救国的无奈，但是仍为这部发行不错的图书暗叫着委屈，虽说道不远人，可悟出“商道即人道”的究竟有几人？
今年可谓电影书的开掘年，不仅各种获奖电影资料被整理得系统而齐备，连所有与爱情沾边的电影，都被一套四本的《世界情色电影鉴赏》一网打尽。还有美国人写的《香港电影的秘密》、还有安东尼奥尼、塔可夫斯基自己的传记。年中开张的“电影馆”、年末睁开的“电影眼”，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有影像的支撑，电影书当然是越做越炫，但无论如何，我依然会把毛尖的《非常罪，非常美》视若至宝。它在年初一月出版，很像一出好戏的开场，亮相得漂亮近乎邪魅。一段时间我常在公车上读它，只看几页就不敢再看，那种怕一下读完的恐惧来得近乎奢侈。书名与文字一样意象纷繁，是剑走偏锋的路子，却准确地传达出诸多影像背后富饶的意涵。当电影的资讯越来越丰富之时，影像到底可不可说，时时困扰着我们。毛尖给了我们最踏实的答案，那就是文字与影像同样可以相亲相爱，相互发现而又相互成全。
《北京晚报》文艺副刊部记者 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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