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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盘点2003年的阅读热点，我以为名人的身份效应还是一个关键词。身份效应，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身份的定位，一种是身份的错位，一种是要急于确立一种身份。只有取得了某一种身份资格，写作者才有可能把书卖出去，才可能做到卖什么吆喝什么。
在希拉里的回忆录《亲历历史》出来之前，我就断定那里面不可能有太多的隐私的，因为这是希拉里的身份所决定的，而且这跟正宗的好莱坞大片一样，哪里该抒情哪里该叙事，都是弄得很清楚的。隐私每个人都有，越是有名隐私就越值钱；对把隐私公布出去，人们也可能会有好几种的理解，对虚伪的挑战是一种，为炒作出名也是一种，不知不觉被人炒起来也是一种。《亲历历史》又比我预想中要好，这个好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第一夫人的那种好，而是作为一个女政治家所显露出来的才干。“母亲没教的，世界会教给你。”我喜欢希拉里对她大学时代的那些描述，因为这跟我以前看的《光荣与梦想》的语气是基本一致的。也可能我对《光荣与梦想》印象太深了。有很多回忆录在我看来是非常枯燥的，这个枯燥主要是没有感情和没有细节。关于其夫君的下台和斯塔尔报告，希拉里不回避但不展开，这是一个遗憾。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回忆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文学性的回忆录会满足你的某些欲望，但政治家只是树立自己的形象。拿这两者来看，有关宋美龄的图书热，好像又是一个特殊的名人效应，对此人们反倒是少了些窥秘的欲望，因为在这样一个横跨三个世纪的人物面前，有关宋氏的书再多再热也不足为怪的。何况我也相信，冰山只露出一只角而已。
比起希拉里和宋美龄，贝克汉姆的身份更流行也更偶像一些，所以对于他的书铺到每一个书报摊，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对于贝哥来说，出书只是他的一个附件而已。名人的一个附件就这么值钱啊。年底有关名人的书还有钱其琛的《外交十记》。还有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的《翻开我家老影集》里，也还是有一些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有什么吆喝什么我认为不是坏事情。当然这样的书可以跟今年上半年的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对照起来看。
希拉里有资格说亲历历史，那么胡兰成能卖的自然只有张爱玲了。有人说2003的张爱玲热，反映了对名人的一种莫名的崇拜，或者是对流行元素的一种不可捉摸。看了胡的《今生今世》后，虽然我们早知道胡的身份和其作为在先，但从文字看，似乎也只有胡还能够匹配得上张。虽然用“我的情感历程”来作副题有点苍蝇套豆壳的味道，但是你看得出胡玩弄文字的功夫的确非常人可比的。还有他描写浙江的地理风情，也是很朴素的。我不知道，《今生今世》在浙江是不是比其他地方卖得要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胡兰成的出现，让我们对“听说过没见过”者的书也充满了一种期待。而文学界和历史学界对此书的反应截然不同。文学界认为不能因人废文，而历史学界认为如果胡兰成的书能出，那么人们接下去也可能会被汪精卫的文笔所“感动”。而在我看来，这样一个生于1906年的人，他的白话文功夫竟然是如此之好，这让我对文字更有了兴趣。以前说一个人的文字功夫好等于骂人，但现在看来，文字好的又太少了，特别是在散文随笔方面能写出性情来的，更是少之又少了，如此来看胡著，倒也有些启发了，同理，就是像网络上目前被骂得很滥的文字，我以为仍还有不少可取之处的。
但人们的阅读也并不是惟文字的，你看《天亮之后说分手》这一类的大约属于边缘题材的书，所有的指向都只有一个字——性，所以出版社对此书已经进行处理似是预料之中。也许这样的书在社会学上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但是就大众阅读来说似乎更为敏感一些，所以这个书的命运跟刘达临先生的《中国性史图鉴》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李银河先生写作一本诸如此类的书，那人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专家学者在社会舆论方面自然有着一层豁免权，但是一旦过了界，也就会引起争议。比如大家知道的葛红兵是一个大学教授，是文学批评家，虽然他早已写过小说《我的N种生活》，但他的身份却仍然不是一个小说家。早些年，在《芙蓉》杂志上，葛红兵和尹丽川有过一次精彩的争论，现在，因为葛红兵的小说《沙床》而引起了批评家朱大可的批评和一研究生的当场撕书行为。有人怀疑这是炒作，但即使炒作也得有炒点啊，这个点如果是卫慧和九丹写可能也就没什么了，但偏偏是葛红兵去写，身份和作品间的反差，使人用“堕落”来批评葛，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究竟用头脑写作还是用身体写作，也可以看作是一个2003年图书中的一个视点。在胡兰成那里，似乎只有“公子”才情；在“天亮之后”的形形色色的当下，似乎是要力求两者的统一。在《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里，慕容雪村已将网络写作的一些浮华减到最低点，而将生活的沉重质感表现了出来。有时我想成都的写作者总有自己出名的办法，当年用“雪米莉”的方法，而现在这样的方式可能给了圈子里的文学以更强烈的震撼。这一年，有不少20岁以下的中学生向我推荐郭敬明的书，我想这传达了一个信号，除了快餐之外，人们想吃得好一点。胡兰成算不算好，或者说张爱玲算不算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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