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人们而言是神秘而又陌生的。
著名诗人西川曾在印度生活、旅行、写作了三个月，他将其在印度的旅行见闻和个人感受成书为《游荡与闲谈》近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它不是对印度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描述，而是由印象式的片断组成。
下文摘自该书。
街道两旁的房屋称作“房屋”其实很勉强。它们一从大地里拱出来就是破破烂烂的样子。它们给从古到今力图理解生活的人以相同的角度。各种海报，花花绿绿，遮住了古老的墙。
卡车、公交车、小轿车、摩托车、三轮摩托出租车淤塞了街头，被严重污染的空气呛得人流出眼泪。而白色的牛、黄色的牛在轰鸣的汽车发动机和喇叭声中仪态安详。
还有大象和坐在大象上的人，还有马和骑马的人，还有狗，既没人骑，也没人牵。
小贩头顶货品敏捷地穿梭在汽车和摩托车中间，从不把货品撒到地上。繁忙就是这个样子，在一个欠发达国家。繁忙意味着混乱，同时还有些危险。
摩托车的车斗里坐着男人和女人。女人身披纱丽，不是电影或舞台上的纱丽，而是现实中的纱丽，或蓝或绿，或粉红或橙黄。她们有意露出腰和肚子，就像西方女人有意露出胸脯。啊，中年妇女深褐色的腰和肚子！
我看见穿托鞋系围脖的工人。我看见头缠粉红色裹头的商人。我也看见赤脚在泥泞中跳来跳去的脏到骨头里的小男孩。多么奇怪，他的小分头竟梳得油光水滑。
而整座城市像一块生锈的铁。
旧城名叫沙贾汉纳巴德。在旧城以南8000米的地方，盖起了新城。新城的核心部分，街道笔直而整洁。核心的核心，砖红色的总统府气派非凡，其次是环绕它兴建的各国使馆。
在市中心康诺特广场附近，豪华商店的阵势用得上我从中学课本里学来的“鳞次栉比”这个词来形容。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总会有人跳出来，问你要不要information，要不要看相。有一次我忍不住对那个好像知晓我前生后世、今生财运的人说：“让我来给你看看相吧！”那人吓出一个踉跄。
邮局里排着无形的队。书店里挤得转不开身（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书多）。
在一个就地摆下的书摊上，码放着昆德拉每一种著作的英译本。奈保尔、马尔克斯、克里希那穆尔提、还有奥修的著作也码放在那里。刚刚因小说《卑微的神灵》而获得英国布克奖的阿伦达蒂·罗依成了印度人民，至少是印度书摊的骄傲。她的画像被张贴在建筑物高大的石柱上。但实际上她并不住在印度。
记不清在哪里了，还看到过巩俐的画像。她不仅在柏林、巴黎为国争光，她也在印度为国争光。
印度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也是极其独特的一部分。
Plaza难道指的不是大型购物中心吗？但在这条街上它指一个小门脸。Gallery难道指的不是画廊吗？但在这条街上它指一家小小的灯具店。人们在这条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小街上改造语言，发明语言。这条洋葱皮遍地、湿乎乎油腻腻的狭窄的街道名叫麦若利市场。
市场街上各种食物就地铺开，还有药品、文具、金属制品、洗发水、香烟、圣像、鞋、乳罩和丝绸。
一些人聚在一个棚子下吃东西。这是节日吗？他们好像是在白吃。他们吃一种黄色的膏状食物，那食物盛在圆饼里，圆饼托在人们的手上。
街上有一座小庙。庙门前有一个水龙头。一位赤脚的虔诚的妇女拧开水龙头，将水捧在手里，虔诚地饮下。
跟在我们身后的孩子们向我们齐声吆喝：“十个卢比，巧克力！十个卢比，巧克力！”他们要吃巧克力，我们必须有十个卢比。
皮埃尔想吃鱼。我们找到鱼摊。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衬衫，哄起苍蝇的风暴。鱼案有一米见方，上面落着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二只苍蝇。
真的，人们很喜欢照相。只要你掏出照相机，便会有人凑过来，要求你给他或他们拍一张照片。
甚至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骑一辆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迎面而来。他自行车的后座上驮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麻袋大到自行车几乎承受不住。我举起照相机。就在我按下快门的一刹那，镜头里忽然生出两个微笑的男青年，挡住了那个小孩和他的自行车还有自行车上的大麻袋。一件摄影杰作就这样泡了汤。
印度人喜欢照相，大概是因为他们很少有照相的机会。但是说来奇怪，在那些要求我将他们摄入镜头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要求我回头把照片寄给他们。他们好像根本不关心自己会照成什么样。也许对他们来说，照相这一行为的重要性远远大过照片的重要性。照了就成，哪管自己的形象最终会留存在世上的哪个角落。
偶尔也有人留下自己的地址，一般是孩子。但他们并不主动要求你寄回照片，而是问你能不能给他们寄双球鞋，寄件T恤衫，甚至寄块手表。他们天真地以为别人肯定会寄来东西。
一个男青年在我为他照完相后问我，能不能把我的相机送给他。
小杂货店。四十多岁的店主人招呼我进去歇歇脚。
“你从哪儿来？”
“China。”
“对不起我才疏学浅”，他客客气气，“但我也读过几本书。我有一个问题：China和Chin（秦）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这是当年戒日王问过玄奘的问题，见载于《大唐西域记》。中国和印度可是紧挨着。
“中国伟大！中国伟大！”印度人经常用“伟大”来称赞别的国家。“可中国什么样？”他接着问。
中国就是中国的样。有些地方像印度，有些地方不像印度。
“中国男人有情妇吗？”
我一时没弄明白他想说什么：“有哇。有的人有。主要是有钱的人有。”
他眼神里闪射出羡慕的意思。沉吟了片刻他又问：“中国姑娘什么样？”
“裙子越穿越短。”我用手在大腿上比划了一下。
这个回答似乎让他很开心。他回头一定会猜想“裙子越穿越短”是什么样。
“那中国一定很现代。”
“大城市开始现代起来了，但农村还不行。”
“像乌黛普尔吗？”
“不，不，两回事。”
“那能是个什么样子呢？”
他那副好思索的样子的确像是读过几本书。但老死在乌黛普尔或许正是他的命运。
这两个能说英语的人忽然问我：你是日本人？不是。你是韩国人？我看出来了，他们是两个西藏人，我说：我来自中国的北京。
两人一下愣住，没了话。我能明显感到他们的脸色在黑暗中的变化。
两人中年岁稍大的一个1959年来印度时只有8岁。另一个年轻些的则生在印度。
我想如果他们掏出刀子，将我结果在中印度这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三岔路口，我将在腐烂之前有足够的时间享受流云、星辰和空旷。
过了一会儿，那个年岁稍大点儿的男人问我：中国现在怎么样？去过拉萨吗？他说他有一个姐姐还住在拉萨，但已多年没有音信。“真想回去看看！”他说你回到中国后请给我姐姐捎个信儿，说我在这儿一切都好。
渐渐地我们有了温暖的话题。
他说在印度的藏胞中许多人像他们一样跑生意。他们这一趟先去新德里，然后去达兰沙拉。
这就是世上的亲缘。汉人和藏人，终归是一家人。长途汽车在那几个印度人的坚持下继续北行。到达新德里时我们三人已是难舍难分。
他们建议我随他们一起去达兰沙拉，而我却只能在道过万千珍重以后与他们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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