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中华读书报》了,但我还记得见到它的第一眼就被深深地吸引了。它很厚实,栏目丰富,看起来不像一份报纸,倒很像一本文化杂志。既有各抒己见的看法,又有儒雅睿智的家园,还有开启世界文化窗口的国际专刊。
后来,我毕业分配到山东的一家煤矿工作。《中华读书报》每周
然而那位同学却又铁面无私起来。我只好再请她到小饭馆里商量了几次,才获得偷偷把过期《中华读书报》据为己有的尚方宝剑。这当然是在她上班而领导来检查的机会较小的时候。我本来也不想做这些鸡鸣狗盗的事,但同学说,报纸总是固定卖给一个垃圾站的,我买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偷这一条路可走。
我的确成功地把卸了架的《中华读书报》偷走了几次,但我算是明白了,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有那么一次,我正为自己在堆成小山的报纸中找到自己曾特别留意的一张报纸而窃喜的时候,一转身,竟看到了工会主席的一张表情非常愤怒的脸,而旁边站着的我的同学,早已是羞愧难当。我从此不但失去了在矿工会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中华读书报》的资格,而且不久因为矿上转岗培训政策的实施,就被领导数罪并罚,开到只领280多元生活费的学习班里去了。然而我也只在那里学了没有多长时间,就考研到现在的高校中文系读起了研究生。值得庆幸的是,当年的专业课试题中,竟有一道题:关于鲁迅和周作人散文风格与晚明小品关系,我的回答就是从2001年某一期《中华读书报》上郭豫衡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得来的启示。而其他间接的帮助,当然是无可胜数的了。作者地址: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