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第十七届大学出版社订货会武汉落幕。经过十六年的战斗洗礼与改革历程，大学社订货会又一次重返故里――其发祥地武汉，对于这支伴随着教育体制、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出版劲旅来说，是否透露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大多数大学出版社都创建于1985年以后，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
选题转型
大学社传统的出版强势在于教材、教辅，服务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然而，从品牌打造的角度来看，从做大规模的角度来看，大学社必须寻求出版领域的扩展。如果说，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可以凭借本校所拥有的学者、学术、学科优势迅速成长，满足高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需要，那么，大部分普通高校出版社的一流出版社成长之路在哪里？对此，前教育部社政司司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认为，“一流大学应该拥有一个一流出版社，但一流出版社并不都出在一流大学，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指出，一批大学出版社，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在凭借教材教辅完成原始积累后，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向人文社科类图书进军，推出了一批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精品力作，实现了自己的一流大学出版社的成长之道。但他同时表示，大学社还是应该以大教育出版为基础，在正确估计自己的实力和优势后，在本校的优势学科上寻求选题的拓展。
据记者观察，广西师大社此次携来的钱穆作品系列、余英时作品系列、黄仁宇作品和孙隆基作品等已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甚至有评论家认为，广西师大社的人文社科书声势直逼三联、商务；而外研社、华东师大社都已成立少儿读物工作室，进军少儿图书领域在业内已经不是秘密，尤其是外研社与商务的一场辞书大战是沸沸扬扬，震动全国。
而另一个来自会上的消息给大学社2005年的图书选题提供极有价值的思路。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徐维凡指出，今年中共中央下发的两个重要文件，3号文件和8月26日下发的16号文件，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据了解，中央批示，几年下来大学公共理论课的教学状况要有明显改变，大学公共理论课的教材、教师队伍和教学方法要有明显改观，这不由为大学公共理论课教材的更新建设透露着重要信息；同时，中央明确批示，哲学社会科学课程领域中，教材建设明显落后于课程改革，而教育部正在紧急组织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史学、新闻学、文学和哲学六门课程教材进行重新编写。看来，政策将给大学公共理论课教材、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市场带来一次洗牌的机会。
体制转型
2004年被称为文化体制改革年，但是，新闻出版总署在全国范围内选定的35个试点单位中却没有大学出版社。究其原因，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的校办企业，比非大学出版社更多一层体制束缚。对于成立之初主要是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大学社来说，要不要改，怎么改，是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大学社关注的焦点。而一年一度大学出版人风云际会的订货会成为主管部门和各大学社掌门人交换意见、热议大学出版转制的最好场所。
据记者从教育部社政司出版处魏小波处长处了解到，教育部报给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四家准备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大学出版集团计划暂时搁浅，由于总署在出版业的体制改革方面有新的思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设计出版业的改革方向，上报计划暂时搁浅也可以理解，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探讨高校出版社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已经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记者在订货会现场了解得知，来自出版社的对高校出版社改革模式的处理有三种声音：其一，都作为公益性的出版社；其二，一些企业化程度较高，市场度较强、占市场份额较大的高校出版社作为经营性文化企业，而一些专业面较窄的高校出版社作为公益性出版社；其三，都作为非盈利性组织。而态度积极的主要是一些经营较好的大学出版社，而大部分中小型的大学出版社还是认为，大学社作为非盈利性的出版社更加得当。
来自大学的意见却是，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方向不能脱离大学教学科研，不能够变成完全商业性的企业，这是大学出版社最根本的定位。魏小波处长表示，对于指导大学社如何进行体制改革的政策性的意见，主管部门还要再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各大学社社长的意见后再做出。
而记者从订货会上得到的最振奋的消息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已经完成改制，建立了规范的向董事会负责的公司治理结构。清华大学以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出版社去解决；学校与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晰为以资本为纽带的产权关系。本刊将会在最近的《教育双周》上为读者作详细的“清华改制”的报道。
经营机制转型;
尽管本届订货会各大学社的订货展位达到了创纪录的228个，但在偌大的武汉科技会展中心里，订货会的现场却略显冷清。据出版社的同志告诉记者，主要原因，是书店代表来少了。自从新华书店实行连锁经营改革以来，各省的市店、县店的人权、物权、财权包括书店的进货权全部归于省店，每个省店实行配送制，一个省就来几个人看样订货，当然人就显得少了。有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略显激动地告诉记者，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州几个新华书店下来就是出版社的大半壁江山，出版社的生命线就握在几个人（各新华书店的业务员）手里，悬哪。
一些出版社的同志更是直言，发行改革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出版发展的瓶颈。改革本来是要培育市场主体，本来经过几十年各新华书店自己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各地的市场发行主体，但是，通过行政的力量一连锁，各市县店的几十年来的财富包括各种权利都没有了，全部收归省店，有些县店要单独搞活动都不行,连回款都是一个口。出版社本来是应该有选择的权利的，但是，当你只能够选择一个时，那就很可怕了。有出版人理性分析,发行业是应该整合,统一进货,统一配送可以大量地降低成本,但这种整合应该是在市场的充分竞争中实现,通过资金作为纽带来实现；而且，只有当发行业的物流平台和信息化程度达到一定高度时,连锁才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如果只是为了连锁而行政连锁，那么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他举例说明，一些新华书店机构庞大后，效率低下。货都要先发到省店，再开包打包送到下面，往往要周转十多天甚至几十天。而原来出版社可以直接送货到省店、市店、县店，一些销售往往集中在暑期20多天的文教图书不至于因为周转时间的过长而失去了销售的黄金时间最后被退回；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很多实力雄厚的省店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出版社讨价还价，将出版社的利润压到最低。出版社可以选择进或者不进，但如果不进，出版社将失去一个省的庞大的市场。虽然你可以选择民营渠道，但是书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新华书店往往是凭借着政府的力量，占据着地方中位置最好的门面；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优惠政策（当然现在政策有所开放），它的网点分布是最全的。同时由于图书实行的完全是“寄销制”，即书店如不能销售可完全退回，风险完全在出版社这一边，很多小出版社已经感到举步维艰。据记者所了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课标教材的配套教辅由于没有答应重庆市店的苛刻条件，重庆市店就引进了其他出版社的没有经过西师社授权的侵权教辅，将西师社的教辅更换。“最后受害的是学生，完全不配套的教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感慨。
一些出版人认为，现在很多新华书店集团也自己做书，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如同裁判员和运动员同场竞技。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有书店和出版社谈判，某一套书（教辅）给你五个点（打5折），进你十万册，但我自己印100万册，在本省内自己发行。“发行现在一塌糊涂，不知倒退了多少年。”一些出版人向记者大倒苦水。
据记者了解，应对发行方面的新情况，一些大学出版社开始了经营机制方面的转型。北师大社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16个发行分公司，都是和当地的民营渠道合作，“书店封闭我，我就自己做渠道”。陕西师大社、高教社都不甘受制于新华书店，在积极筹建自己的销售网络。但有识之士指出，这是国有资源的重复建设，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指出，本来出版就做出版，渠道就做渠道，专业分工明确，各自将自己的那块做足，国有出版行业就会持续地做大做强；但是，现在出版做渠道，渠道做出版，实在是一种国有资源的极大浪费。他认为，出版发行的改革本来是为了让书店充分市场化，市场主体多元化，资本作为纽带将发行业做大，但是，现在发行改革的扭曲变形会直接导致出版改革的不成功。他对此表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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