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手书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
冯雪峰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回忆鲁迅》一书中
这3份名单，第一份是鲁迅逝世当天（1936．10．19）上海《大晚报》发表的《鲁迅先生讣告》中的13人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季?、周建人、周作人。第二份是鲁迅逝世第二天（1936．10．20）上海各报包括《大晚报》刊登的《讣告》列出的8人名单：马相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A．史沫特莱、萧参。
第三份是纪念馆收藏的冯雪峰当年用铅笔拟定的一张治丧委员会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A．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参。这张铅笔字迹的名单落款时间是“十月二十日”，与第二份名单发表日期是相同的。
对于上海纪念馆的这封咨询信函及3份治丧委员会名单的附件，冯雪峰写了一篇答复文章题为《关于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及其他――复上海鲁迅纪念馆》（此文后来刊载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研究文丛》第3辑上）。这篇文章对第二份和第三份材料说明得很清楚：“来信附件三的名单，确是我当时写的”（按：指铅笔拟定的名单），“来信附件二的名单，即是附件三的最初的名单”，“其中毛主席名字没有登出，原因如上所说”。这说明第二和第三份名单实际上只是同一份名单：铅笔字迹拟定的名单是存稿，为9人；报上发表时删了一人，为8人。此外，冯雪峰说的“但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当时除了一个报纸曾经披露过一次以外，其它报纸都不敢披露”，这个报纸冯雪峰在另一次回忆时已指明是当时上海的一家日本报纸《日日新闻》。这家报纸1936年10月20日的中文版和日文版上刊登的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是：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斯梅达列夫人、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萧参。这个8人名单无疑也是根据冯雪峰20日所拟定的名单，不同的是中国报纸删掉的是毛泽东，日本报纸删掉的是马相伯，显然外国报纸尤其是日本报纸国民党是不敢查封的。现在可以确定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当时见报的有3个版本，即一个13人的和两个8人的名单。可是冯雪峰对上海纪念馆向他提出来的这一个问题：“为何十九日《大晚报》登了治丧委员会名单之后，次日要更改？”他的答复是很不合逻辑，与事实不相符的，因为明明是在20日起草、迟一天发表的8人名单，他却仍然坚持他在50年代的说法：“这是十九日早晨我根据党的指示同宋庆龄先生等商量拟定的最初的名单”，并且“这最初的名单先发给了各报记者”；而对于第一份材料，即在鲁迅去世的当天（19日）向媒体公布发表的《鲁迅先生讣告》中的13人名单反而说：“是后来（大概也在当日上午）又增加了六人的名单（也是经过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许广平等先生共同商议后决定的）”，这个“扩大了的名单是后发”的。冯雪峰之所以坚持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说法，只能做出这样的解释：他希望由他提议或拟定的毛泽东列名鲁迅治丧委员会一事成为史实。如果说50年代冯雪峰写《回忆鲁迅》时由于时间久远记忆模糊，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上海纪念馆出示了3份材料―――尤其是他于20日铅笔拟定的名单―――应该说这完全可以帮助他重新回忆，订正他过去不准确的说法，因为这3份材料足以证明冯雪峰“十九日早晨”“同宋庆龄先生等商量拟定的最初的名单”只能是19日鲁迅逝世当天在报上发表的13人名单；20日更改后的名单只能是20日当天各报发表的8人名单，而决不可能提前一天在19日见报。况且鲁迅的遗体19日当天下午就已移往万国殡仪馆了，20日举行吊念仪式，冯雪峰和宋庆龄没有再到鲁迅家里去聚议治丧委员名单的事情了。另外鲁迅去世的当天，蔡元培、沈钧儒均未在鲁迅家，不可能参加“共同商议”，这个说法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冯雪峰不仅是这样答复上海鲁迅纪念馆，到了70年代，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次座谈会上又做了进一步说明：“……立即在孙夫人参加之下商量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初的名单记得有毛主席、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肖三。毛主席是我提的，宋庆龄也同意。当时记者们集中在楼下催得很紧，就把这名单向他们宣布了。这个名单中毛主席的名字当时好像只有上海《日日新闻》（晨刊）发表过，其它报纸都不敢登。……名单在后来又添了周建人等。”（胡愈之、冯雪峰于1972年12月25日在鲁迅博物馆座谈会上《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冯雪峰：《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及其他》。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几十年来冯雪峰都如是说。由于冯雪峰当时的特殊身份，同时又是当事人，所以现在不少研究著作即以冯雪峰铅笔拟定的9人名单为准，确认毛泽东为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但是鲁迅逝世时，除了冯雪峰、宋庆龄之外，当时在场的还有周建人，他是治丧委员并且是家属代表，他是非常清楚情况的。他在回忆中说：“我们无法出面主持丧事，宋庆龄主持了丧事，立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共十三人，当天傍晚，上海《大沪晚报》、《大晚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各家报纸，登出了消息，出了讣告。治丧委员会的组成和消息的发布，都是鲁迅死后几小时内的事情。”并且明确指出：“我没有听说毛泽东参加治丧委员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尽管那时，党还没有取得政权，但如要参加治丧委员会，取得他的同意，比较好些，但那时，一切很仓促，时间上也不允许”。这是周建人同他女儿谈话回忆鲁迅逝世的情况时说的话。（周晔：《最后一面》。见《鲁迅研究文丛》第3辑）周建人说的与事实就相符了，实际上他已经解答了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疑问：19日报上登出治丧委员会名单之后，次日重登的更改名单根本并未经大家商议，这是冯雪峰的个人决定。
周建人的回忆还提到名单中的周作人说：“还有周作人，现在有的文章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中把他抹掉了。他在北平，没有来上海。尽管鲁迅和他意见分歧，但他那时还没有做汉奸，治丧委员会中列上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周作人列名治丧委员会应该是尊重了家属的意见的。不过周建人并不知道冯雪峰的思路是：虽然并非汉奸特务之类，但也并非左翼或上层社会在政界有影响的人物。宋庆龄、蔡元培且不说，就说9人名单中的马相伯，正如冯雪峰答复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文章中说的：“马氏名字原没有列入的必要，当日大家所以把他列入，是因为他当时赞成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认为他的名字对于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可能的干涉，也许能起一点缓冲的作用”（《关于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及其他―――复上海鲁迅纪念馆》），显然这份名单中毛泽东的名字若能见报的话更需要这种缓冲作用了―――但日本报纸除外，所以上海《日日新闻》上马相伯的名字并未列入―――而鲁迅的二弟和三弟以及他的老友许寿裳的名字显然无此效应，所以在冯雪峰后来拟定的名单中他们都未列入。
尽管冯雪峰独自修改了名单，将已经发表的13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改组成为9人所组成的，删掉了周建人、周作人、许寿裳、曹靖华、胡愈之、胡风等6人，而增补了毛泽东、马相伯两人，可是后来就是冯雪峰所说的因为各报纸不敢披露，结果中国报纸也只添了马相伯一人。如果当时由于政治环境原因，毛泽东列名治丧委员会是不合时宜的话―――当时共产党还是“赤匪”，就在鲁迅葬仪这天（10．22），蒋介石正飞往陕西亲自督战“剿共”―――那么到了1937年鲁迅周年祭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已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爆发，由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就应该没有这个顾忌和障碍了，在编入《鲁迅先生讣告》时应该可以按照冯雪峰修改后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补入毛泽东的名字了，但是纪念集里《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一文中确认的仍是鲁迅去世当天（19日）发表的《鲁迅先生讣告》上的13人名单，马相伯、毛泽东的名字都没有列入。
冯雪峰以中共地下特派员身份秘密参加鲁迅治丧工作，在把握政治方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请宋庆龄、蔡元培以及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葬仪，并借此掀起了一个爱国救亡运动的浪潮；不过由于时间紧迫，他来不及向陕北中共中央请示，没有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符合党中央的步调。冯雪峰当时想到的是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上做文章，而中共中央得到鲁迅逝世的电讯后，于10月22日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同时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为鲁迅举行国葬，也就是要求国民党官办丧事而不是让民间团体去操办。冯雪峰的想法就与中央的意图存在一些差距了。此时中共中央的中心任务是逼蒋抗日、停止内战即停止剿共。吊念鲁迅的活动也应在这方面多做宣传，虽然官办丧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做好舆论工作、强烈要求与国民党政府对话，为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营造一种空气还是完全可以的。
附记：上海《日日新闻》关于鲁迅逝世的报道，冯雪峰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我在写此文之前尚未看到过原报所载。感谢高道一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为我查到这份报纸，并扫描复印了消息原文，使我得以补充上海鲁迅纪念馆未能提供的第四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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