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至今，以电视剧为主体的“红色经典”改编大约有40―60部，数百剧集。作为一种电视现象,重拍几十年前产生很大影响的革命故事已经成为相当可观的潮流。于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就看到《林海雪原》，又看到了《烈火金刚》、《小兵张嘎》。这里面确有一些成功之作，但也有一些改编并不成功，甚至
“红色经典”遭遇破坏性改编
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小兵张嘎》里，多了一个县城照相馆的师傅帮助嘎子的情节，胖翻译还是那么胖，看着却像个大男孩。嘎子身边有一个相伴左右的女孩子，和他一同进出县城。鬼子队长有一个中国养子，在关键时刻放走了被关押的嘎子……这让一些观众怎么看怎么觉得不是那个味儿，但与那些因为影视改编闹到法庭上的事件相比，又实在微不足道。“总体来讲迄今为止所有‘红色经典’改编所引发的社会反响都不是很积极，争议都非常大。比较严厉的姿态，当然是来自主流渠道，或者是相关当事人，比如以《林海雪原》改编为例，里面杨子荣的亲属就出来抗议。另外一个遭受非议的典型是对《沙家浜》的改编。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红色经典’改编都不叫好。”这是一位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对“红色经典”改编的看法。
研究传播学的著名学者苗棣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段时间里，曾经出现的一些有着非常广大的受众群体，有很大影响的革命文艺作品，我们把它叫做“红色经典”。“因为时代决定的内容都是红色的，但作为经典，却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学经典的意义不一样，它们之所以叫经典，是因为当时传播广泛，有很多人比较熟悉，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经典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苗棣认为，观众现在看到的“红色经典”基本是不伦不类的东西。“这些改编的‘红色经典’，本身恐怕很难成为经典。”
“‘红色经典’的改编从兴起到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时代，‘红色经典’会遭到一种市场化的商业性的，而且是破坏性的改编，我觉得在改编的时候通常不太尊重原著，没有一个共享的价值体系。”评论家李建军认为，现在整个电视剧的改写中，即兴的文化现象是很严重的，怎么解决这些即兴的东西，从文化上应该判断得很清楚。对于“红色经典”，对于我们时代的生活，对于我们的当下现实，应该怎么去评价？问题怎么解决 他觉得这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他认为不少电视剧导演更多在技术层面是很成功的，但是在精神上是空洞洞的。
急功近利的商业心态直接导致“红色经典”改编热
“红色经典”主要是指一些影响非常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中长篇小说，比如《红日》、《红岩》、《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迄今为止这些原典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改编。第一次改编的特征是“红色小说的电影化”，它是与小说原著诞生的时代和文化同构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汤晓丹、水华、崔巍等新中国最具有原创精神的电影导演，拍摄出一批现在我们所谓的“红色经典”，比如说像《红日》、《烈火中永生》、《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闪闪的红星》。第二次，就是近年的将前面这些作品――包括小说和电影――的电视剧化。小说原典改编的电视剧化和电影化相距三十年。这中间，“红色经典”传播的方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迁。李道新是中国第一批电影学博士之一，现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指出，在“红色经典”的电影化时代，是以影片的城乡放映为主向的，“红色经典”被配送到全国各个社会阶层中去。但是“红色经典”的电视剧化，是在普通观众的遥控器自选下，这个受众群主要是40岁以上的人，所以说，“红色经典”改编主要满足40岁以上观众的电视诉求，有一种怀旧感。这种不同文化的背景，还有不同的传播途径，决定了“红色经典”两次改编的不同策略。
重写“红色”还是改编“经典”？
怀旧，的确是现在中年观众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这也成为电视制作者对改编的电视剧能否有市场的判断依据。《文艺研究》的陈剑澜认为，“怀旧在‘红色经典’改编的过程当中是很值得分析的。它在‘红色经典’改编的整个过程当中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学观念存在的”。
但是，许多改编之作是利用人们的怀旧心理，来寻求商业目的。学者们认为，急功近利的商业心态是造成“红色经典”改编热的一个重要原因。苗棣指出，当前的节目当中电视剧的运作是最为市场化的，总是把眼睛紧紧盯住观众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福民也认为，“电视剧首先是好看，没有人坐在那儿把两个小时时间用来受教育”。对改编的“红色经典”们进行归类和分析，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当代文学史的“红色经典”基本被一网打尽了，但是有可能成功的作品有一个大致的共性，需要有一个俗式的故事结构，需要有复杂的煽情的感情纠葛，需要有非常激烈的戏剧性的冲突以及被暗示的性关系，能够被改编的“红色经典”有可能“成功”的，大部分都具有上面提到的特征。
而陈福民则认为，改编“红色经典”，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影视界原创能力的枯萎。“虽然我们不排除改编‘红色经典’的经济方面省钱、省时的因素，也不排除‘红色经典’对品牌商业性的考虑，但是影视能力日渐枯萎是个不争的事实。”
“红色”没有理由变成“桃色”
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沈卫星指出，“红色经典”改编这股潮流引出了三种关系的变化：一、“进一步把大众化和庸俗化的关系拉近”，“过去在大众文化讨论，我们经常把庸俗化、低俗化分开，现在这个东西出现了以后，进一步拉近了距离”。二、扭曲了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艺术家在道德上无权把自己降低到一般的层面上”。“如果只追求使自己的作品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这种东西，只能带来艺术的堕落。在改编的问题上，的确是降低到相当低的水平了”。三、把艺术的创造力变成了一种篡改和利用，“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红色经典”改编涉及了多方面的问题，既有社会历史的内容，也有市场的制约，还有传播方式的时代变化，这些问题固然十分复杂，但改编者本身的问题，却是十分重要而又相对明确的。陈福民特别强调：“无论改编有着怎样理解的商业动机，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法回避以下这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在对前人的精神产品动刀子的时候，除了商业理由之外，还需要其他的理由，我觉得这是对改编者的内在的一个规约，比如说，你有没有对原著的理解和尊重 你有没有对于相应历史情景的感受和体察 你有没有相应的艺术能力 我认为这是改编者必要的职业伦理，这个职业伦理要求改编者可以轻松，但是不可以轻佻，可以使人物的地位下移，但不可以下作，可以由原来单一的红色辩称杂色，但没有必要变成桃色。”“红色经典”改编的“可能与限度”
“红色经典”越改越多、越改越滥，使得对它的限制问题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陈福民认为经典的改编，是文学史、艺术史经历的一个特殊方式，也是一个文化时代变迁的表征，所有新时代的到来都意味着新的经典的产生，进而形成新的尺度。对于经典的改编，无论怎么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通俗地说，大家认为改编是一种再创作，也是文化再生产。经典，对于文学的发展而言，始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尺度、范式，另一方面提供限制。
著名评论家张志忠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的“可改性”“说到底，这个内涵是什么？哪些方面具备可改编性，哪些方面不具备可改编性 怎么样把它进行一种新的整合，这些是需要思考并下大力气进行研究的。”
但是，除了这些艺术因素，还有更刚性的市场因素和更复杂的社会因素，这些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法认为,既然“红色经典”的产生有它内在的历史原因，这种原因还会使这种改编持续一段时间。很多人有想了解以前的历史的内在的思想冲动，因此,“红色经典”还要向前面走，它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市场的前景。但改编过程，是对我们创作者和学者的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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