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哈佛大学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和大学制度。
由北京大
在作者旁征博引、娓娓道来的背后，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颗中国心在强烈跳动。作者的自供状是：“我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抱着宗教般的热忱。”作者20多年来游学四方，最大的心得之一是“大学的素质与国家的竞争力血肉相关”，“大学的兴衰和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从公元11世纪到现在，哪里有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一个国家的兴起，一个民族的兴旺”。
作者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世界一些最著名大学的治理制度沿革、大学教师的招聘、晋升、解除聘任、学术论文的评审、财政来源和基金会的设立等等事项，但特别强调大学体制变化的根本，是从行政主导变为学术主导。我认为，这是对作者自己亲身经历和观察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当前中国大学改革指出的正确方向。作者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把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弄清楚”。
自从进入新千年，中国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是“中国能不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丁学良教授对此当然极其关注并寄予厚望，依他的经验，办一流大学固然需要很多钱，但对于中国最顶尖的几所大学，根本的问题已经不是经费问题，而是要建立一流大学的体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弄清楚一流大学的体制是什么。他在作了详细说明之后总结说，中国大学主要就是因为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才导致大学里的真正出色人才很难发挥全部潜力，越想发挥，越有阻力；甚至于越是出色，日子越是难过。
我觉得，丁学良教授谈一流大学的建校理念时，除了以他在国内外执教的丰富阅历打开人们的思路之外，还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即他谈论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有分析，是全面和富于批评精神的。不论谈中国的大学体制还是外国的大学体制，他都是有优点就说优点，有缺点就说缺点，不会一面倒，不会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他把各种制度、政策、现象都放到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下考察和分析。他是自觉地向我们提供参考与借鉴，而不是要我们生搬硬套地模仿。
时下有一种风气，不少在海外呆过一段时间的人，其实远远谈不上功成名就，就以教师爷自居，张口闭口就是“美国大学如何如何”，把大洋彼岸的一切都当成不证自明之理。同时，也有人带着在国外求学、争取学位失败的心理创伤参与中国目前大学改革的讨论，把国外多年来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矩贬得一钱不值，说什么凡是在国外拿到学位、取得教职、发表过论著的人都是庸才，好像只有那些一无所获的人才是反抗“洋科举制度”的天才，我们要办第一流大学应该引进和依靠的就是这样的人。这两种态度和言论，虽然不占主流，但相当有蛊惑性，因为不论是一味崇拜还是一味贬损，都挟持着“留过洋”的经历与威势。丁学良教授的丰富经历和理性态度，十分有助于我们分辨真伪和区分高下，因为他的经历见识比一般挟洋以自重的人广。而且，他在此书中给读者提供了不少留美学人的系统调查和研究的线索，并不以“什么都知道”自居，这种老实态度，反而使人感到可信。
当然，此书也有不足之处。我觉得，作者在谈论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时，始终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了一种“客人”心理，虽然观察和批评是到位的，但往往点到为止，急迫、尖锐不足，不太表现出切肤之痛。也许这是出于作者的性格，也许作者有长远考虑，想与各个高校的当局保持友好关系，以使自己的谏言发挥实际效用。总之，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苛求作者，只能体会他的良苦用心。丁教授还在本书中提出，中国可能在20年以后会有大致数得上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不敢苟同这个看法，我认为这是过分乐观了。当然，把这话当成共勉而不是预言，也是不坏的。
不可否认，最近一二十年以来，中国大学取得了很大进步，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的表现是规模的扩大、入学人数增多、对外交流的频繁，以及教师待遇的提高。我认为，取得这些进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整个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种进步基本上属于随着全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产生的“水涨船高”的效应，大学自身的努力并不显著，主观上、指导思想上、制度上的先进性并不明显。相反，盲目合并、贪大求全，一味追求排名，全力以赴弄这个“点”，那个“基地”的名次工程、面子工程，却进行得轰轰烈烈。不少学校都爆出了剽窃、弄虚作假、招生开后门、敲诈考生钱财的丑闻。还有不少学校急于提升自己的名气，不惜破坏现行规章制度，把体育明星、影视明星、文艺大腕以及大款、官员弄进学校，要么送博士帽，要么送教授衔头，急功近利的心态暴露无遗，恶性竞争的趋势有增无减。
我认为，中国大学当前的种种弊端和问题，总根子出在权力本位的思想贯穿在各个方面，大学之道、大学理念并不是不明白，但只是挂在嘴上和成为官样文章。丁学良教授的这本书对这个毛病作了明确诊断，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诚意和决心医治它。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丁学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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