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互动―――五四新文学出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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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4年11月
多半个世纪以前，阿英在总结晚清小说出现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时，被其所列举的第一条，就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由此足见其在文学史研究中对文学生产问题的重视。
这种关注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凡一种艺术的产生都必须有特定的媒质作为凭借，甚至由一种新媒质的发现和利用而可以标志出一个新的艺术时代的到来，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可是对于人类的艺术活动来说，单有了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任何一种艺术品的创造，固然无不属于创作主体“个性化”发挥的结果、但创作主体在进入艺术创造的冲动时，又无不已经寄寓着与他人对话的强烈欲望和形成社会性共享的深在期待。就社会接受而言，不管一个人的艺术创造能力如何，他都会需要由他者所创造的艺术品的感动与滋养。艺术创造能力低下的人如此，具有高超艺术创造能力的人也如此，甚至会更强烈。因为自己的艺术创造，诚然是对自身生命能力的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心灵抚慰的有效补偿，或者概而言之，是自身生命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愈是在这方面形成为一种自觉，在艺术想像的世界里与他人交流对话的欲望则更强烈、倘若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放弃这种对话，那结果则是自己的艺术立场或者可以坚持，但自闭中悲苦的心灵却会导致身心俱损。由此可以说，艺术创造的“个性化”和艺术接受中的社会性共享原则的良性结合，才是艺术创造和艺术效果呈现的完整要求。我常常在想，小至个人，大至人类，人们的生命存在脱离不开几个领域，既需要有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智能的等若干领域的基本保证，也少不了想像领域中的生命调节与补偿，艺术创造与欣赏即想像世界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艺术品就不但有个凭借媒质进行创造的问题，而且就不少艺术类别而言，还有一个凭借媒介进行多量复制性生产与传播的问题。这在文学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学作品的创作凭借的是语言文字这种媒质，但其传播却不能不靠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因此，对某一时期出版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该时期文学发展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代是中国现代印刷技术和传播方式的肇端和第一发展期，其在历史变革和文学转型创造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对于近代而言，现代时期在印刷技术和能力，出版形式的灵活多样和传播的快捷等方面均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们在五四新文学的生成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作用，则更是一个显在的历史事实。按道理来说。它早就应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我们翻检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史，就会发现，极少有对这方面问题的认真梳理与研究，倘若有对这方面材料的零散记述，也大多出现在作家们对生平遭遇的回忆文字之中。究其原因，我想最终还是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及由其形成的价值导向有关。纵览五四以来的文学冲突和新文学研究，有一个事实是不难被确认的，那就是长期以来，文学的冲突和新文学的研究一直都是在观念和意义的领域中发生和进行的，启蒙时期是如此，革命时期就更是如此。在由不同观念和意义理解所构成的紧张历史情势中，观念和意义必然被视为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因此人们把对文学的考察和研究只是锁定在观念，意义的视域中，并相演为习惯性的定势，也就不难理解了。近几年来的情况有所改变，随着反思性学术重构的浪潮涌起，这种研究定势已在被质疑和解构之中，对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视和对关乎其生成发展的研究视域的开拓，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在这种新的学术形势中，对文学出版的关注与开发、研究，也就渐次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然而由于是刚开始不久，已做出的成果大多只是对某一熟知刊物的研究或对某一被遮蔽刊物的开发性展示和重审，而对于五四新文学与出版关系的系统性梳理和研究，却迄今鲜有成果问世。路英勇君的《认同与互动―――――五四新文学出版研究》则正是在这一方面应运而生的开拓之作。它的出版，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对于我们这些治中国新文学史多年的人、对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不能说不熟悉，对此书所引征的许多有关出版方面的资料也不可谓不知，但对照此书来看，以前的把握却又不能不是既清楚而又模糊了。此书的好处就在于，凭借其敏锐的体悟和发现，对发生在短短数年间的五四新文学出版，这个在历史研究中似乎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历史单元而被统一把握的对象，原创性地做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细微而准确的辨析，使这个在诸多学者笔下一笔带过的对象性存在，真实而明晰地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了它运行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驱动机制。书中对五四新文学出版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分析，真实可信，因为读了它你就不能不相信：历史原本就是这样。而对其驱动力的构成和发展变化，也依据历史事实做出了别开生面的分辨与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虽然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极具先锋性和思想观念的魅力，但它们要得以传播，所面临的也并不是只要登高一呼而出版商即立即云集的局面。其作品能否顺利出版，实际上要取决于出版商文化追求与商业追求二重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有不少好的办刊意向和文学书稿在出版商那里就遭到了冷遇。所以，像此书这样，对其实际过程特别是出版商们认识前提的微妙变化做出有说服力的历史描述和符合实际的解析，这对于矫正以五四心态研究五四问题的治史态度，和补正对一特定历史对象的研究，将会是有所裨益的。
此书虽然简约，但对历史关节处的细节却特别注意捕捉，并据此对对象发展中的某些特征性现象有所发现，比如书中所特意关注的“情感认同”在五四新文学出版中的重要乃至于关键性的作用，就是突出的一例。像这样的地方，读过来都会让你眼睛一亮、心里一动，道理虽没有什么大道理、但你却会觉得不仅走近了感性的历史，而且解开了一个心中之结，看明了对象历史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更为难得的是，此书的作者兼具了文学与出版两大领域的知识素养和眼光，使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真正达到了跨学科互动研究的效果。看过这部书，你就不能不佩服他对五四新文学与出版之间互动关系辩析理解的独到眼光和能力。
当然，对这一课题的探讨还有深化开掘和拓展研究的余地，而且相对于整个现代文学与出版来说，五四新文学与出版只是它的一个阶段，后面还有更多的历史内容等待梳理。我想，路英勇还会继续做下去，将来他所奉献于社会的，也决不会仅止于这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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