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丁玲和陈明、蒋祖慧在多福巷家中。
丁玲早年的作品，如《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水》等，以及有关她的生平
意想不到的是，10年后的1951年，我居然得以和丁玲“面对面”了。那年2月，我离开了任教两年的江苏南通通州师范学校，回到暌别3年的北京，经我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两度同学的杨犁介绍、康濯审核、丁玲批准，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习。
第一天报到，先去看丁玲。当天的日记我有如下的记述：丁玲接见我的时候，穿一条西服裤子，上衣是一件灰色的绒线衫。额头很大，眼睛有神，显示着她的聪明和机智，从她的眼睛还可以看出她20岁左右的神采。她的湖南口音还相当的重。她先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简单介绍了一下文学研究所的宗旨，原来主要是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但现在还希望有几个人搞搞理论，打算把一些知识分子编成一组，将来有可能时再扩充成一个研究室，和《文艺报》的工作结合起来。在谈到待遇问题时，她说文艺工作是高级的，像杨犁到外面可做领导干部了，在《文艺报》却还是只能吃大灶。
这些话显然都是针对我这个知识分子出身做过教员的新学员说的。后来我多次听过她的讲话，都是有的放矢，思路明确，重点突出。
在她任所长的3年中，我和她个人接触不多，但她对学员的讲话，一般我都用笔记下来了，只要我在场。我曾从日记里摘出8篇，录入拙作《我所知道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和所长丁玲》一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2002年的第4期上。她的这些讲话前此好像都没有公开发表过，现在我试着分类摘编如后，从中可以看到解放初期她对学习理论、深入生活、从事创作、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对当时一些作家、作品的看法。
关于学习理论的问题，她说：搞创作也要理论，没有理论就等于没有思想。单靠感觉是不能创作的。没有生活是不能成为理论工作者的。我们学的不是“咒语”。没有生活单学理论，就会成为教条。有时不如不学，不学，也许还有自己的感觉，一学，学到一个框子，就糟了。要大胆争论，要议论纷纷，解决问题地议论。要用脑子，独立思想，不要鹦鹉学舌。应该老老实实，想什么说什么。学习要虚怀若谷，不要关门，看不出别人的好，就无法学习。。
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她说：一个搞创作的，不仅在创作时要生活在自己的创作世界里，而且在平时，精神状态也要和自己所熟悉的工农兵生活在一起。不过也要能跳出来，这样才能批判，整理成条理。很多生活不一定是可以写的。但有时你抓住了一点，从生活的最深处看到的，这样就会使其他的东西都活了，联起来了，有用了。关于创作的问题，她说：搞创作的一定要搞出东西来，而且要求写大的东西，分量重，主题意义大。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是对的，但要看你熟悉的是什么，身边琐事不合要求。搞创作的本身一定要有热情，才能和党、人民的事业呼吸一致。他要走到别人的灵魂中去，就必须将自己的东西和别人去换，以心换心。做事要站稳立场，时时警惕自己，但写东西却应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放进去。情绪要饱满，否则不会写得好。要把自己在生活中所感受的东西加以制造，写出来，教育人民。作品中写出的正面人物，不应该是让读者去欣赏他，而应该是崇拜他们。
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她说：有些读者要求“有趣的”，有“艺术性”的，为小资产阶级的，为知识分子的作品，说不喜欢“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作品，因为它们老一套，公式化，呆板干巴巴，单调。他们虽不敢反对工农兵方向，也不公开提出小资产阶级方向，可是他们却听不进我们讲的东西，听不进我们讲农村，讲老干部。人家反对我们，不是从内容上，他们不敢，而是从形式上反对我们，认为缺乏爱，缺乏感情，缺乏人情味。后来有了“不枯燥”的、为他们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宣传老板进步，宣传买办当了功臣，宣传旧社会人物进步，这就是想上台，想以小资产阶级统治世界，改造世界。没有很好的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没有站稳立场，就会警惕性不高，就会犯自由主义。当然，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有不同，有的利于人民，有的为害人民。
丁玲在她的讲话里，还常有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她说过：以前觉得叶圣陶的语言虽然很好，但没有味道。有人研究《水浒》人物的成分，说成分好的只有李逵，因此不能代表革命。《逼上梁山》里的高俅讲“一切要独裁”，最不好，那时本没有这样的话，而且蒋介石自己也不会说自己独裁。何其芳说崔莺莺表现了地主阶级庸俗的男女关系，这不能令人同意。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当时的社会。我不喜欢巴金，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呢？我们就要研究，作为文学专门家应该了解巴金。萧也牧写《山行纪事》时是好的，但进城后，脑筋变了，说：“我们今天的作品中应该加点新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我们夫妇之间》主角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结合工农兵。写张英不好，就是想衬托李克好。《关连长》的出现，不是不了解解放军，而是故意出解放军的洋相。不是看不见好的东西，而是专门去找坏的东西。这不是有心、政治上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问题。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作品。写景写的是一个人回到故乡的心情，这不一定仅仅是小资产阶级才有的。《俄罗斯人》中的送别和西蒙诺夫的《等待着我吧》，显示的是保卫祖国的感情和相信祖国一定胜利的坚定意志。孙犁作品有他的特点，写人物、风景亲切，看得出作者的感情。我们许多作家不是按自己的感情去写，而是按道理去写。孙犁的《风云初记》比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亲切，但他的人物有些可怜，令人同情，不能使人爱他，学他，没有力量。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新的英雄人物。但如因此就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却未免简单些。魏巍的通讯受到欢迎，是因为文中对志愿军战士有无限的热情。群众要求热情蓬勃的东西，而我们的作品往往不热烈，暗淡无光。刘白羽的东西，最近写的不如过去，是因为内在的东西少了。但他有政治的热情，所以读者欢迎他。
在丁玲的这些讲话里，显然多有她的真知灼见，不过现在看来也时有相当“左”的偏颇之处，这在当时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以为这才是50年代初的真实的丁玲。
但她有一次讲话是专门讲“左联”的，其中却多次谈到了左联的“左”。她回忆道：大革命时期很多青年集中武汉，那时是统一战线。青年只凭一股热情。我那时是左的，反对国共合作。1928年在上海，鲁迅和创造社打笔墨官司，创造社和太阳社里都有几个党员，表现也是“左”。左联成立在1930年2月间，党员很少，成立会上郁达夫、阳翰笙、戴望舒、杜衡等都在，还有沈起予、郑伯奇等，大家都“左”。左联在日本学校开会，彭慧从苏联回来，一讲就是“我们的党的任务……”。谢冰莹穿紫毛葛裤子，绿上衣，沙嗓子，一讲就是北平左联怎样积极，把上海左联骂一顿。白薇讲起来也是拍桌子。“一・二八”前上海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在珍珠桥被打死一人。上海开会抗议，到会二三千人，决定抬棺游行，四人一排，从公共体育场到大马路时有一万人，唱国际歌，唱少年先锋队歌，喊“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还有飞行集会，三分钟两分钟，先施公司炮仗一放，楼上丢传单，楼下喊口号，然后就溜了。这不是示威，是“示弱”。沈从文等骂我们“左而不作”。萧伯纳到上海，左联决定欢迎，要丁玲通知鲁迅也去打旗。丁玲消极怠工，找到雪峰，雪峰说这决定是胡闹。左联那时认为鲁迅不好领导，拿他没办法。开始是雪峰负责和鲁迅联系，后来雪峰要走了，没人去，净是太阳社的人，便由丁玲去。鲁迅对雪峰讲，丁玲是个小孩子。阿英原认为丁玲有无政府主义，有坏影响，这时又说丁玲好了。以后活动更困难了。左联还是很左，有一次开会选举书记，鲁迅、茅盾都没选上。后来左联取消，还是因为太红。
丁玲给我们讲话时注意到了左联的“左”，而没有感到解放后文艺领域的“左”，未免有些当局者迷了。
丁玲办中央文学研究所确实是竭尽全力的。她在学员中成立了理论批评组，我分在这个组，又为培养师资成立了教学研究组，还请来一些有创作经验的作家，成立了创作组。我猜想丁玲本人可能想让中央文学研究所集教学、创作、理论批评研究于一体，成为一个培养青年创作者和理论批评者的基地。可是，1953年下半年正当第二期学员入学的时侯，上面决定文学研究所和原属单位文化部脱钩，划归中国作协领导，名字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这“讲习”二字虽然将要更加名副其实，却也说明了它的根本性的变化。估计丁玲是不大甘心的，不是由于她不再担任所长了，而是她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夭折了，这也是我猜想。
1956年春，我从文学讲习所调到作协创作委员会任研究员，实际是和几个比我更年轻的同志一起管起创委会一摊日常事务。有一次我作为党小组长去多福巷看望丁玲，那时第一次对“丁、陈集团”的批判已经过去，人们都在期待着为丁玲平反。谈话间她好像是向党申诉委屈，她说自己是个贫下中农，还没有翻身得解放咧！后来总算是平反了，紧接着来的却是1957年更大更猛的对“丁陈右派反党集团”的批判和斗争风暴。这年夏天，我也涉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在调北京师范学院任现代文学教员一年之后，仍被原单位追查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大致知道了丁玲20来年的坎坷和苦难经历。几乎遍及全国的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改正，听说丁玲回到北京了，住木樨地。我们一些原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和工作过的同志约齐了去看她，简直是人满为患，大家都感到没有说话的机会，只有是含着笑的欣慰和含着泪的问候。
1982年夏天，有一个现代文学讲习班在大连举办，是为高校青年教师举办的，我应邀为讲员之一。期间得知丁玲和陈明正在棒槌岛休养，便又去看她。她见面就问：王景山咧，怎么样啊？我说1957年我在作协犯了大错误，她立马截住我的话说：“是你犯错误，还是他们犯了错误？”当时我就感到她对反右的看法和她对我的了解，全在这一句话里面了。我简单介绍了我20多年的经历和这次来演讲的事。她问都有哪些人来讲啊，我回答说有李何林、陈瘦竹、王瑶，还有荒煤等，共10来位吧。她接着就说：“荒煤来讲什么，看看他这两年写的文章就行了。”听那意思她大概是对粉碎“四人帮”后荒煤的有些文章不表赞同的。随后又谈到讲习班希望她也能去讲一次。她说：“现在谁还记得丁玲？青年谁还知道丁玲？谁还读丁玲的书？不过是想看看丁玲什么样而已。”我想，这也就是丁玲。我说那你就去一次让大家看看吧！她后来还是去讲了话，受到热烈欢迎。
我和丁玲的个人交往也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几次。她逝世后有几次关于她的作品的研讨会或纪念会，我都因故未能参加，甚感遗憾。去年10月是她诞生100周年，肯定会有纪念会和作品研讨会吧，我特写这篇拙文作为纪念。这是我记忆中的丁玲，我相信这也是真实的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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