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小说在经历了一段相对沉寂之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闪现出一道鲜艳夺目的亮色，那就是红柯充满诗意的西部浪漫小说。
红柯的多数短篇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是人在物的世界中那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和相通相融的天人合一境界。《奔马》是从司机和妻子的不同感觉中，写马的速度和力量、飘逸和神韵。《美
红柯的西部历史小说：《哈纳斯湖》写古老的图瓦人（蒙古族的一支）在草原上迁徙并定居在美丽的哈纳斯湖畔的传说；《库兰》以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和白俄将军阿连阔夫在新疆的活动为线索，展开了20世纪初期新疆波谲云诡的社会政治画卷，其中以柔克刚、保境安民、多智而又朴拙如老农的督办杨增新，英武、刚毅而超脱的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将军，均留给人深刻印象。长篇《西去的骑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史诗”，也是迄今为止红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力作。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西北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宏大背景，着力描绘马仲英和盛世才的不同性格和归宿。人称“尕司令”的马仲英，因不堪忍受家族势力和军阀的逼迫，在甘肃河州举兵起事。西北军名将吉鸿昌与之激战，马被击败后，两度攻入新疆。权谋机变的盛世才邀苏联军队入境作战，于是展开了自左宗棠征西以来西域最惨烈的头屯河大战，哥萨克骑兵师全军覆灭，但马刀终不敌坦克，马仲英不得不挥师南疆。后来马仲英进入苏联，不久便神秘消失。在不断对照和比较中，一个英雄，一个政客，他们的形象得到了真实凸现。两个分别出自西北和东北的非凡人物，尽管各自原初的境遇、抱负不同，却都拥有激扬踔厉的生命意志和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只是当盛世才摇身而变盛督办后，他远离了自身，由真正的军人蜕变为政客，以世所罕见的高超政治手腕，杀人如麻，自己也生活在恐惧之中，永远失去了青春和血性。而马仲英“毕生都在反抗”，敢于背靠战马和马刀的时代对抗飞机坦克的时代，当他在异国骑着大灰马向辽阔的黑海飞驰而去时，最后完成了他生命的瞬间辉煌。两个骑手，一个失去了生命，一个失去灵魂，从此，骑手精神被淹没在遥远的历史之中……
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不如说这是一部用神话史诗笔法写成的关于骑手精神的挽歌和绝唱。这里历史人物功过是非和历史事件的过程细节被淡化以致被忽略了（当然在爱国还是卖国上是界限分明的），作者着力开掘的是人物充沛淋漓的生命元气，桀骜不驯的生命霸气，高贵尊严的王者之气。敌我双方：马仲英和吉鸿昌，和前期的盛世才，都是作者肯定和赞颂的“大西北的大生命”，成为他所理解的西部强者精神的体现。特别是马仲英的形象，始终被笼罩在一种神性的光辉中―――来如飙风，去如闪电，一次又一次地死而复生，成为流传在民间的神奇传说。这里红柯为马仲英确立了一个崇高的历史位置；他是耶律大石、成吉思汗、瘸子帖木尔等草原英雄的最后传人。
小说奔马般的语速，断然鲜明的意象，回还咏唱的结构，铁马金戈的壮烈场面，高亢悲怆的回族花儿……这一切和中亚的大漠草原，和珍爱生命而又视生命如草木的天真、强悍的人浑然一体，构成一种辽远浑朴、充满英雄气的审美世界。它不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西方现代主义，和古典的浪漫主义也有所不同；它来自边远之地的“民间”，来自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汉族小说家对西部少数民族草原文化的体察、推崇和张扬，并把他的体验和理解赋予了他的人物，一个个豪气冲天的西部汉子，扭转了传统的叙述脉络、颠覆了旧有的故事结构，这使《西去的骑手》和所有的西部小说明显地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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