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生有幸，能成为孙犁的一个忘年交，在他晚年20多个春去秋来的岁月中，除了家属和保姆之外，我是与他接触和叙谈时间最长的一人。不敢谬托知己，不敢侈谈多么理解孙犁，但我敢千真万确地说，孙犁对研究他的人主要有三点基本要求和希望，这些要求和希望，值得我们重视。一些研究者能这么做，遂有上乘之作，受到了孙犁的称许。阎庆生远在千里之外，不仅从未与孙犁谋面，亦未通信联系，但他却是其中最为执著、最肯下苦功的一个，也是达到高水平的一位研究者。他的研究，始终遵循孙犁所说的：“要研究作家依存的时代、环境，要研究作家的工作、生活，研究他们的心理、病理。掌握大量材料，然后面壁加以深思，谨慎地提出论点。要取精用宏，要才识兼备。”那么，孙犁的三个要求和希望是什么呢？简而言之：
其一，读我的原著。常常有些研究者请求与作家面谈或通信，以冀取得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有助于个人的研究。这样的要求，有的作家是积极配合的，这种做法一般而言，不能说有什么不妥。但孙犁给研究者的回答，一贯地都是去读他的作品，他所有的都在那里面了。只是为协助郭志刚先生写作他的传记，才与其做了一次长谈（已公开发表）。孙犁的上述说法，体现了作家与研究者都应当具备的文本意识。有了这一意识，作家会更好地将时代与个人的思想、感情、个性与审美意识艺术地表现于文本里，而研究者则循着相反的路径，将作家涵化进文本里的这一切发掘出来。孙犁对古代作家司马迁、柳宗元、欧阳修、曹雪芹、蒲松龄等，对鲁迅、萧红等现代作家和许多当代作家的评论，无不是建立在精心地研读其作品和了解其生平历史的基础上，由此写出了独具慧眼、见解独到的论文的。
阎庆生把孙犁的《耕堂劫后十种》这一百二、三十万字的著作，以及《芸斋书简》，反复地读了约10遍以上，部分篇什或段落，不知翻阅了多少次。他殚精竭虑，冥思苦想，有时夜里醒来拿过书就读，读得流出眼泪（眼力不济之表现），有所感悟随即记录下来。有些地方知之不详，或有疑问，则不耻下问，多方求教。同时，努力研修美学，用力甚勤。苦心孤诣如此，始有相当的创获。
其二，要有新意。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既不能重复他人，亦不能重复自己。孙犁对与他来往密切的年轻研究者常常是面命耳提：研究要拿出新意来。当他发现有的作者在研究他的新闻理论和编辑思想有新意时，就称赞不已。可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孙犁绝不是因为评论者说了自己的好话才称赞，而是因为写出了新意，对他也有教益。而他对那些人云亦云、套话废话或炒冷饭的文章不屑一顾；如果写些阿谀之词，他是非常反感，非常不高兴的。
阎庆生的专著，我认为都是由衷之言，许多命意是敢为天下先的。书中许多内容都是他人涉猎不深，又缺乏充分的论述，或从未涉及，而由他率先提出带有探索性的论题。他用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观照、论析孙犁晚年的全部著作。
称孙犁为思想家，阎庆生并非第一人。可惜别的学者并未详尽地对这一点加以论证和阐述，而《晚年孙犁研究》，用了一章数万言的篇幅，条分缕析“孙犁晚年思想家气质的彰显”。他说：“……晚年的孙犁，早年、中年潜在的那种思想家之气质，在多种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得以彰显，结出了喜人的果实。他的这种情况，不仅在解放区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由‘文革’十年浩劫进入新时期的全部老作家中，也是独占鳌头的。”（“独占鳌头”，绝非言过其实。）“在当代作家中，能实现创作与文艺理论、美学理论交织融合、良好互动的，罕有其人，孙犁是其中的特出者。‘耕堂文体’艺术创造的成功与辉煌，离不开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沾溉。这种沾溉，不是知识性条款的记忆，而是艺术精神、美学精髓的完全消化、深度体验、自然吸纳与化为创作。”此类创见，在阎著中是相当多的。这部专著，揭示了《书衣文录》复杂的心理内涵，还原了孙犁在十年浩劫那段岁月中特殊的生命体验，并进而指出《书衣文录》是孙犁“由一位风格鲜明的名家而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行列的先兆与津梁”；这部著作，全面地分析了孙犁晚年的心态，突现了主体入世与出世的意识冲突、对“文革”的深度反思、人生哲学的提炼、对古今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等重要内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血肉丰满、真实生动的晚年孙犁形象；系统地论析了孙犁晚年在美学上的重大建树，揭示了其美学思想的结构、内涵及现代转型的若干特征，其中，对孙犁与道家美学的关系和孙犁美学转型之阐发，尤见功力；将“耕堂文体”作为孙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关键词提出来，从文体选择、“语象”功力、“类型”创造与杂文化、美学风格等多角度、多层面加以论述；所有这些，都具有开拓与独创的学术价值。
其三，实事求是。这是治学应有的根本态度，也是方法运用的基础。阎庆生的晚年孙犁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的论点，皆建立在确凿的事实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他多次就孙犁生前的有关史实，向熟悉孙犁的人咨询，务必弄个一清二楚。对孙犁的局限性，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并加以分析。在他看来，孙犁的局限性，主要是：晚年心态过分内倾，有一定的封闭性；晚年与西方文学创作与哲学思潮处于隔绝状况，这恐怕与他所阅读的大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的理论书籍分不开；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怀亦欠广泛；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否定过多。阎著对以上问题提了出来，其中某些分析虽不够充分，但他不为贤者讳的态度是公允的。这符合鲁迅对于批评家的要求：“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