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如果好人行善但得不到善报，坏人作恶却遭不到恶果，也就是人们的行为之“因”无论在物质上和精神道德层面都不能得到理当对应的“果报”，那肯定会影响人们行善或作恶的动机，假设进一步不幸在“恶行”与“善报”之间形成了大量的对应关系，久而久之，最终的结果将是：公众对社会公正失去信心，在沮丧、失望与被欺骗和愚弄的愤怒中传统价值体系崩溃，虚无主义盛行，社会道德和行为“失范”。所以当前，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与讨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学者所一贯津津乐道，或者小老百姓茶余饭后喜欢的谈资问题，而是当代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重建民众对社会公正信心的主要途径。
公正是一个价值范畴。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群对于公正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无论古今中外，公正始终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理想，这个穿越历史的公正观念要求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并尽可能为人们提供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历史性的公正概念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认知系统，消化和润滑着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执政者的执政措施和政策目标；穿越历史的公正观念则通过历史层层积淀在一个民族心理文化的底层，构成了普通民众最朴素的“善恶是非”观念，指导他们的日常生活，从而维系整个社会稳定。
如何重建我们的价值认知体系，重树民众对社会公正的信心？我认为这必须从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因为传统文化构成了一个民族心理的潜意识、无意识，是一个民族个体社会化的土壤，这决定了任何现代化的事物都不可能是天外来客，必须经过一番与传统嫁接、变形的功夫才可能生根发芽。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现民众价值认同有两个重要途径：以吏为师，以史为师。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以吏为师首先意味着必须惩治腐败，建设廉洁高效政府，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所以以吏为师更多是一个制度建设过程。此外，因为“教育者本人也是受教育的”（马克思语），以吏为师必须辅以“以史为师”的文化建设过程才可能获得成功。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着“以史为师”的传统。浩瀚的历史之流不仅承载着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伦理价值观念，而且构成了每个时代文化建设的空间。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不仅记录下了每个时代积累的精神财富，而且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褒贬评判形成和传递了我们民族的主导价值观念。以史说事，以史为师是中国人的习惯，因此历史是我们民族文化建设的空间。一个严肃的专家学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探幽发微、针砭褒损不单单是他个人偏好的问题，而必须被视为重塑民族精神、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积极努力，由此所引发的讨论和思考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社会转折的节点。
当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日益关注社会公正问题，讨论公正的价值，并为促进社会公正提供了各色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大部分讨论都是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在论证公正的必要性的时候，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公正能够提高效率这一工具价值。实际上，面对为何以及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这个复杂问题，在寻找答案时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是感情和人性，而不是聪明机巧。
虚无主义不能为我们提供避难所。承担起社会的良知，我们需要的是人性和勇气。
《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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