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历来重视史学著作的出版，尤一贯致力于专题史著作的出版。自20世纪50年代迄今，已先后出版了一大批长期从事专题史研
究的专家、学者撰著的优秀专题史著作，如《中国货币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印刷史》等，受到海内外学界和广大史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好评。进入新世纪以后，在相继出版了12卷22册《中国通史》和13卷16册“中国断代史系列”的基础上，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将“专题史系列丛书”列入了出版规划，以满足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需要。除了积极策划、组织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著述外，还从历年已出版的数百种专题史著作中遴选出一批出版年代较早、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汇入“专题史系列丛书”分批出版，日前已推出丛书的第一批共10种，并计划在5年之内出齐百种。
新年伊始，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同《中华读书报》社在京联合召开了“专题史系列丛书”出版座谈会。北京部分专家、学者以及“专题史系列丛书”在京的部分作者出席了座谈会，在充分肯定这套丛书的出版意义的同时，专家学者们还就以后各批选题的遴选、编排等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和中肯的意见。
李伟国（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我到任不久，觉得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学术色彩非常浓厚的出版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学术出版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学术传统好，资源丰厚。过去推出的《中国通史》、《中国断代史》、《中华文化通志》等，都是很好的学术著作。在今后的出版方向上，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是会秉承以学术为本的理念，在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作出努力。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专题史系列丛书”的出版工作。
虞信棠（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办副主任、专题编辑室主任）：我主要向大家介绍三方面情况。（发言摘要另见）
郭志坤（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专题史系列丛书”策划者）：我干了20年的总编，曾把我当总编的感悟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了8个方面，中心思想是出版社确实要以学术为本，多出学术著作，虽然现在看来，出版学术著作确实很不容易。比如说这套专题史系列，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酝酿与准备方才成书。现在书终于出来了，我感到由衷的欣喜，这里也离不开在座各位的支持。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书面发言）：在体系完整但因篇幅所限只能大而化之的“教科书”，以及理论预设明确且洞幽烛微的“论著”之间，经营一批大小适宜的“专题史”，在我看来，很有必要。既能钩沉稽玄，又有大历史的眼光，见木又见林，这样的著述，其实很不容易。我很欣赏胡适的思路，好的学者，既要抡得动开山斧，又要捏得紧绣花针。不过，必须有长期积累以及深厚学养垫底，否则会变成“百衲衣”，或变成堆砌材料，湮没自家独特的眼光与趣味，很难真正“成一家之言”。
廖奔（《中国戏曲史》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首先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坚持“以学术为本”的出版理念叫好。现在社里又推出了专题史的系列，这一点是相当有眼光的。同时，我也想提一点建议，就是现在学术界也有浮躁之风，我们选出书题目的时候首先要选好作者，要看此人是不是扎扎实实做了很多基础工作。作者选对了，还得确认他写的是多年积淀之言，而不是急就章。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我是研究史学史的，我想就专题史系列这个问题讲一点我的体会。我认为，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的出版是反映中华文明史的系统工程，在当代文化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史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厦，是一个群体智慧。断代史可以理解为这个大厦的各个层面，而专题史则是大厦某一层的细部，它们之间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面貌。我认为要做好一种专史，没有通史做基础，或者说没有通史的理念做指导，那么做专史也是很困难的。好的专史一定要通，要有全局观念，要有比较明确的、阶段性的划分。我们的专题史系列更要避免拼凑现象，要让它成为一家之言。
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舞蹈发展史》原来是“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本，在台湾也出过繁体版，台湾几个学校把它作为教材，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而此书在内地却已经脱销很久了，内地有些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就托人到台湾去买。这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增补修订本，我觉得非常高兴。我想我们写书是为读者服务，我写舞蹈史就要为舞蹈者服务，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历史，第一让他们听得懂，第二要让他们爱看，所以必须要写得生动。
景爱（《中国长城史》作者、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从研究角度看，这个专题史系列丛书非常好，专题史可以说是史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没有专题史研究就很难把断代史研究好，也很难把通史研究好。专题研究是微观的，局部的，这个搞清楚了，才能构筑宏观的思想。这一点很多做研究工作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比如现在编中国通史，讲历代兴衰的时候都要涉及到长城，讲军事、政治、经济时都涉及，可长城的里数大家清楚吗？现在都传说中国长城有十万里，可根据我初步的研究结果，五万里都不到，过去的数字里有很多搞错了，统计错了。专题史研究虽然题目很小，但是它的影响面比较宽，辐射面比较大，这也正是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所在。
另外丛书选题要尽量避免雷同。要找谁也没有写过的选题，这样才能给人一个新印象。增加新选题，新内容，才能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
傅起凤（《中国杂技史》作者、中国杂技家协会研究员）：我觉得专题史是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先有了通史，后来有了断代史，然后一类一类抽出专史。杂技在中国有3600年的历史，但是通史上提到它的地方只有只言片语。外国人说中国体操能够发展，那是因为中国杂技发展得早，但是许多中国人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因为没有专门学科来对它进行研究整理。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人民出版社能够将这本杂技方面的专题史重新整理出版，我觉得真的很好。这个专题史系列丛书的选题是非常好的，使很多边缘的学科得到重视，都能够让人有兴趣来研究。
江晓原（《中国天学史》作者、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我简单说三点。第一点是前面提到的学术为本的理念，我深表同意。但如果出版社要出纯粹学术的书，就不用再强调以学术为本，或许因为作为一个出版社是要考虑市场的，这个时候才有以学术为本的说法；第二点是学术为本现在是越来越难了。在这套专题史系列将要出的第二批书里，就有我写的《天学史》。那个书是七八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在天文台工作，环境比较清静，工作效率很高。这两年大家越来越浮躁，环境越来越坏。现在如果你再叫我写这个书，我心情肯定比那时候坏，如果写也肯定没有那时好了。所以我觉得以学术为本这个事好像很难做。现在我想，自己已经变得浮躁了，如果我能为我的学生，或者那些青年教师们创造好的环境，使他们还能够像我七八年前那样清静，能够做一些事情，那还可以聊以自慰；第三点，听说出版社计划在5年内把这套书出足一百种，我建议不要这样做，要有一本就出一本，慢慢出。如果硬要出百种，说不定就会有凑数的时候。如果5年内只出了50种、30种我觉得也很正常。
会上还有张希清、李世愉、李致忠、黄能馥、王毅等专家也作了发言。（咸江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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