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安东・契诃夫逝世100周年。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交合点上出现的伟大作家，契诃夫以其丰富的小说和戏剧遗产，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评论家、作家和广大读者。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和阅读视野的
在俄罗斯本土，从上世纪初到80年代末，契诃夫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位伟大的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社会历史风貌和各阶层民众的生活，而且还由于契诃夫发表过许多有关文学创作要真实、不要虚假的言论，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契诃夫是最正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最优秀的作品都是用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念和方法创作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苏联学术界为了维护现实主义传统的纯洁性和权威性，往往拒绝承认俄国经典作家与西欧作家之间存在着精神上、思想上和创作方法上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被西方现代派奉为精神领袖，而长期进不了正统的俄国文学史。事实上，俄罗斯的很多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都有非现实主义的一面，他们同西欧作家也存在着种种理不清、割不断的联系。契诃夫就是这样的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的那种略带封闭的研究格局有了明显改观。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一套“契诃夫学”系列丛书，正式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本就是《契诃夫与法国》 1992 ，接着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契诃夫与德国》 1996 。这两本书都是以俄国学者与法、德两国学者合作的形式，探讨契诃夫与两国作家 如莫泊桑、霍夫特曼、弗洛伊德等 、两国文学相互影响的渊源关系，从而打开了一条契诃夫与西方文学的通道，让更多读者看到契诃夫的创作不仅有现实主义的一面，而且还有非现实主义的一面。这是契诃夫研究史上至关重要的突破。
除了俄罗斯本土外，西方国家 主要是西欧和美国 对契诃夫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英、美、法、德等国都有许多造诣很深的契诃夫研究专家，如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特洛亚、J．L．斯泰恩、J．C．奥茨等等。西方学者对契诃夫戏剧的评论多于小说评论，普遍认为契诃夫是欧美现代戏剧的一位杰出先驱。如美国作家、戏剧评论家奥茨曾说过：“在掌握题材时所根据的哲学观点以及他所运用的许多戏剧技巧方面，契诃夫是当代荒诞戏剧的先声。”西方“契诃夫学”的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契诃夫是一位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家。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契诃夫发表过不少强调文学创作要客观真实、反对主观介入、尽量减少作品中主观成分的见解。在西方学者看来，契诃夫的这些文学观点非常接近于左拉的“只描写事物，不对事物作出任何评判”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另一方面，契诃夫作为一个医生，在文学创作中十分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他往往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剖人物，描绘日常的社会生活，虽然不如福楼拜、左拉那样精细入微，但作品中渗透的严格和严谨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西方学者看到了契诃夫与左拉自然主义的某种吻合之处。另外，在戏剧创作上，契诃夫主张把最平凡最琐碎的生活搬上舞台，他说：“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说聪明话。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引女人、说蠢话，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吃饭，谈天气、打牌。”正因为契诃夫把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搬上了舞台，创立了“非戏剧化”的戏剧，西方某些评论家把契诃夫称之为“自然主义剧作家中最自然的剧作家”。
在中国，人们对契诃夫的认识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不断变化的过程。回顾中国读者对契诃夫的接受，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五四”和三、四十年代。从1907年吴?从日文译介第一篇契诃夫小说《黑衣教士》算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第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出版了一系列契诃夫作品的中译本。这一时期关于契诃夫的评论专著和论文较少，但中国著名作家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均有精辟的论述。
第二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1954年，正值安东・契诃夫逝世5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契诃夫列为当年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北京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纪念契诃夫专刊》，内中收集了茅盾、葛一虹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论述契诃夫的文章。与此同时，从1950年至1958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汝龙先生所译的27卷本《契诃夫小说选集》，共收小说220多篇，成为五、六十年代我国风行一时和影响最大的契诃夫小说集。五、六十年代对契诃夫的评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把苏联学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翻译介绍过来。如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B・叶尔米洛夫的《契诃夫传》，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叶尔米洛夫的《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特别是后一本书在中国影响极大，我国的戏剧工作者和读者对契诃夫戏剧美学的了解，可以说主要是来自于叶氏的这部专著。与众多的外来学术著作相对照，我国学者对契诃夫的研究却显得寂寞和单薄，不仅没有专著，而且评论文章也多集中于大家熟知的契诃夫的几篇小说如《变色龙》、《套中人》、《万卡》、《苦恼》等，缺乏系统的、有分量的深入研究。相对来说，有关契诃夫戏剧的评论比较活跃，这可能和五、六十年代我国话剧事业极为兴旺有关。
第三个时期为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一股蓬勃兴起的吸纳外来文化的热潮席卷中华大地。据统计，8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总量大大超过了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品种上超过了此前全部译介种类的总和。契诃夫作品的译介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译文社启动了由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文集》的出版工程。这套文集根据1957年俄文版《契诃夫文集》 12卷本 译出，从1980年开始出书到1999年结束，中文版共计16卷，几乎囊括了契诃夫的全部小说、戏剧作品、书信、日记、评论、随笔、手记等，可以说是迄今为止?集资料最全、译文质量最高的契诃夫作品集。此外，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法国著名传记作家亨利・特洛亚撰写的《契诃夫传》，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描画出一个法国人眼中的契诃夫形象，很有参考价值。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契诃夫研究也显示了较高的水平和实绩。华东师范大学朱逸森教授就是这一时期在研究契诃夫方面卓有成就的一位。他不仅连续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A・屠尔科夫的《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 1984 、э・帕佩尔内的《契诃夫怎样创作》 原名《契诃夫手记》1991 、《契诃夫文学书简》（1988）等译著，而且早从1984年开始就推出了《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等学术专著。朱先生的这两本书是我国学者最早的研究契诃夫的个人专著。1987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我国学者撰写的论文集《契诃夫研究》 徐祖武主编 ，共收论文25篇，基本上代表了80年代我国契诃夫研究的水平。此外，八、九十年代在各种学术刊物上还发表了契诃夫的研究论文70余篇，契诃夫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视角更加新颖，方法更加灵活，呈现了一种全方位的、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格局。
新时期的契诃夫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强了中俄两国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中俄文学的比较研究从五四时期即已开始，但不够深入、系统，也没有持久下去。新时期在这方面有了加强。仅在90年代就出版了多部较有影响的著作：智量等著《俄国文学与中国》 1991，华东师大出版社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 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 1993，江苏教育出版社 ，汪介之著《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透视》 1995，江苏文艺出版社 ，陈建华著《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 1998，学林出版社 ，汪剑钊著《中俄文字之交》 1999，漓江出版社 等。这些著作都涉及到契诃夫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都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现当代作家接受、消化、容纳契诃夫的过程，而且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契诃夫对鲁迅、叶圣陶、张天翼、沈从文、沙汀、曹禺、夏衍等作家的影响。《俄国文学与中国》中有一个专章《契诃夫与中国》 王璞撰写 ，不仅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探讨了契诃夫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而且引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契诃夫接受的历程，说明由于社会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同一个作家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和被接纳的程度是不尽相同的。《1898 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描述了中国50年来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史，由于本书作者都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相当造诣的学者，因此能够站在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高度，透视每一个中国作家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不同心态，从而细致准确地确定他们接纳和融会外国文学的程度。本书对鲁迅、巴金、曹禺与契诃夫的文学因缘的分析鞭辟入里，有许多精彩之见。《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也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中俄文学关系史，但着眼点更多地是从译介和研究方面入手，写到文学思潮的迭宕起伏和两国文学的“逆向对应”关系，时间上也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对中苏“冰封”期微妙的文学关系的描绘，令人耳目一新。总之，新时期的契诃夫研究，由于有了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参与，视角变得更广阔，色彩变得更斑斓，开始改变了以往比较沉闷和单一的研究状态。
从西方国家和中国对契诃夫的研究、观照、接受过程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来文化的接纳都会受到本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因此，对契诃夫的阐释和理解，各国研究者也必然会从本国民族文化心理和自身审美情趣的立场出发，各自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各人眼光不同，在这种多维视野中折射出来的契诃夫，必然是一个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契诃夫。为此，我们需要确立更加开放的心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观照契诃夫，力求塑造出一个中国人眼里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契诃夫形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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