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德走了竟有一年了。他比宗璞和我们都年轻许多，而且身体一直很好，谁也没有料到会突然得绝症，先我们大家而去。虽然不能算白发人送黑发人，总让人难以接受，不能不为之唏嘘、痛惜。
宗璞与仲德结婚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们在干校，即使在北京，在那动乱的年月也是咫尺天涯，不在一个单位的亲朋好友早已音
后来，仲德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主要教音乐美学。我们逐渐知道，仲德的兴趣其实是研究中国的古代乐理，整日在古书里梳爬剔抉，是很本分的读书人；在冯家当然进一步受到书香熏陶。他出版了几本关于乐理的专著和文章，也送给我们。我们于此完全是外行，但觉得那是很深奥、很专的学问。在钻研中国古典乐理的同时，他还对中国的音乐前途多有创见，从中西文化交汇比较的视角，提出我国乐理之兴，非借助西方乐理不可，据说引起了一些非议。后来知道，仲德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极有创见的人，决不止于音乐一道。他涉猎日广，走进了人文历史之学。晚年（其实方届六十！）于“五四”以来的人文思想史以及现实的文化思考钻之弥坚，每有卓尔不群的见解，凡所系念，都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民主理念息息相关，不能一日忘怀。
仲德于宗璞大病之后身心疲惫之时，冯家尚在劫难之中，作为一名青年读者，因宗璞的作品而主动结识宗璞，因而相交，相知，完全是出于对才华的爱慕，他们的结合是高度的精神的契合，超越一切世俗的考虑。他也衷心景仰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在老先生垂暮之年克尽半子之劳。冯先生西归后，又协助宗璞整理先生浩瀚的遗著。宗璞体弱多病，主要工作自然落在他身上。这是一项工程浩大的“脑力劳动”，从编纂到校雠细致入微，务使无遗珠之憾。这自然也为他提供了深入钻研冯著的难得的机会，对他思想和治学的升华大有关系。如今，《三松堂全集》等已经编定出版，同时厚厚的、资料丰富的《冯友兰年谱》也已问世，而仲德也成为冯学专家而无愧色。他总结冯先生长达一个世纪的经历的“三段论”―――早年建立自我，中年迷失自我，晚年回归自我―――不但成为治“冯学”的理性概括，而且可以普遍适用于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代知识分子。
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精神思想突飞猛进，是最闪光的时期。如他在《东方文化》上发表的评述陈寅恪先生的长篇论文，于几乎众口一词之中独树己见。更重要的是他是在认真阅读了陈寅恪的几乎全部著作的基础上得出的看法。陈先生的著作何等不易读！能把它消化下来，以便出言有据，能做到的料不多见。只此一点，使我们佩服不已。他那篇长文写于病重之时，堪称他的压卷之作了！
仲德的学术专著和文集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他原来身体很好，精力旺盛，若天假以年，还可以作许多事，他的思想还会有进一步发展。中国、中国的教育界需要他这样富有潜力的知识分子。在他已被确诊为绝症之后，赖现代医术之力，延长了两年生命，在这两年中，他抢时间继续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并修订出版了最后的著作。在他病重时，也已多病的陈乐民给他一封信，对他评述陈寅恪的意见表示完全认同。他看到后十分兴奋，在病床上打来电话，声音依然洪亮，笑声朗朗，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听到的他的声音。
苍天不仁，夺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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