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寓言》中的“狐狸和葡萄”讲一只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就以葡萄酸为由安慰自己。这个寓言流传极广，俄国的克雷洛夫和法国的拉封丹都改写过这个寓言，并将其收入自己的寓言集中。“吃不到葡萄说
“酸葡萄心态”出于人类妒忌的天性，任何人都难免。如果仅仅是一些人的心态，或者没有变为行动，也不算什么，谁心中不会闪过一点邪念呢？但如果它成为社会的共同心态，而且变为行动，那就危险了。这种心态会毁了一个人，甚至一个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大家共同贫穷，酸葡萄心态也存在，但主要还是个人对个人，诸如别人长得漂亮，自己不行，就把美女称为“狐狸精”，甚至发展出“红颜祸水”，或“败家出秀女”之类安慰丑人的话。但这还无碍大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部分人迅速致富，另一些人相对贫困下去，这时“酸葡萄心态”成为后一种人的共同心态，于是有了“为富不仁”的观念。这种观念变为社会行为就是“杀富济贫”。在一些地方，公众哄抢或破坏合法致富者的财产，甚至伤害致富者的生命，就是这种心态的爆发。
当这种仇富的酸葡萄心态仅仅是个人行为时，还可以用法律手段来制止。但当这种心态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并得到公开或默契的承认时，问题就严重了。现在普遍存在的民营企业“原罪”说正是这样一种酸葡萄心态。尤其是河北省居然以政府的名义提出“赦免原罪”时，“原罪”说就得到了官方公开的承认。“赦免”的前提当然是“原罪”的存在，没有“原罪”，哪有赦免或严惩之说？政府文件把本来只处于非正常状态的心理状态正式化了。无论决策者的愿望多么善良，其结果在客观上只能助长并不正确的“仇富心态”，恶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
有些“酸葡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如人们对美女的忌妒。但原罪这样的酸葡萄心态并不正确，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原罪”。
原罪是指与生俱来的罪行。《圣经》中把亚当与夏娃受蛇的诱惑产生情爱作为原罪。情爱产生于人性，后来人们就把与生俱来的罪称为原罪。说民营企业有“原罪”，是指它们靠犯罪而致富。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公正地说，民营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在改革之初，一些能及时抓住机会而又有胆识、有能力的人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创立了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弥补了国有经济的不足，在当时物质短缺的情况下，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再加上政策支持，从而获得成功。民营企业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又能适应市场的变动而及时调整自己，它们的成功在情理之中。随着民营企业的成功，出现了一批当时被称为“万元户”的富人。应该承认，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靠正当经营发展起来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是合法勤劳致富的。“原罪”说不顾这一事实，是对历史的扭曲。
我们并不否认，一些民营企业钻了法律和政策不完善，甚至失误的空子。但是，判断一种行为是“罪”还是“非罪”取决于当时的法律。有些原始部落曾有过杀掉老人与残疾人的行为，但决没有人按现行的法律给他们定罪。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法律都不会十全十美，利用法律的不完善之处，并不是犯罪。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合理避税”，这绝不等于犯偷税漏税罪。民营企业许多现在看来犯罪的行为在当时并不是犯罪，过不在他们，而在立法。至于利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如价格二元制等，更谈不上是罪。
“原罪”说之所以普遍存在，原因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有少数民营企业是犯法起家的，如走私、制假、行贿等等，也有少数人是犯法致富的，如赖昌星等。但我们不应该扩大这种现象，把它作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应该以这种眼光去看待所有富人。另一方面，“原罪”说也产生于“酸葡萄心态”。改革开放之前，大家处于共同贫穷状态，但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差距拉大了，人们财富的相对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功致富的毕竟是少数人，他们住洋房、开汽车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一些人只看到了富人成功后的结果，而没有看到他们白手起家奋斗的过程。这些人心理失衡，难免产生酸葡萄心态，指责富人“为富不仁”,用“原罪”来安慰自己，求得阿Q一样的心理满足。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民意调查发现，80%以上的人认同“为富不仁”。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好转，但已成某种共识的“原罪”说的广泛流传，也说明酸葡萄心态之普遍。
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以后还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不是赦免原罪，而是不要给它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法律不能禁止人们对民营企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也不能消除出于本性的酸葡萄心态，但它可以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让酸葡萄心态不致变为酸葡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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