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中国小说理论研究已越来越显得滞后，至少已无法紧跟创作实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院派的理论思维与小说实践依然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情形；另一方面，更多的学者则热衷于直接引用西方理论，缺乏将其与中国本土的小说创作进行科学的整合，未能有效地使之转化为适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小说修辞研究》具有丰实的理论延续性和思维的整合性特征。它以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作为依托，通过对一系列古今中外小说修辞理论的综合性考察与评述，在批判性的理论甄别过程中，科学地界定了小说修辞的艺术概念，合理地丰富和发展了小说修辞的功能与作用，从而确立了作者对小说修辞体系的全新思考，即一种“思想的交流情境”的探讨。在李建军看来，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体，就意味着关系与交流。小说修辞的终极目的，就在于说服读者接受一部作品，从而在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人物、读者与人物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的主体性关系，并由此获得理想的精神交流情境。惟因如此，小说修辞研究的重要目标，就在于全面揭示小说叙事中作者是如何建立有效交流的诸种技巧，探讨小说话语在对创作主体的思想传递和审美理想展示过程中的最佳艺术效果。
这种修辞学上的艺术效果，既涉及到宏观的文本建构，也涉及到微观的话语运作。因此，《小说修辞研究》从一开始便重新梳理了小说中的作者与隐含作者、人物、读者之间的主体关系。在这些关系的探析中，作者推衍出全书的核心思想：作者的主体姿态无处不在，无论何种形态的小说，都必然要体现出作者的主观意图和评价态度。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旨在“说服”读者的修辞行为，“通过成功的修辞控制读者的反应并对读者在道德方面施加影响，乃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随后，作者便从宏观研究入手，全面论述了叙述视角和距离控制等技巧问题。尽管这是小说叙事学和修辞学必须涉及的问题，但李建军在论述此类问题时，却更多的切入了中国当下小说的创作，并在批评性的剖析中，呈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尤其是面对“讲述与展示”这两种宏观叙事技法，作者更是旁征博引，对现代主义以来的中外小说过度注重“展示”而故意忽略“讲述”价值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坦白地说，我不是完全赞同作者的某些观点，但从他的思维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利维斯所强调的“伟大的传统”的强力维护―――实质上，也正是这种传统的存在，保持了小说在审美交流情境中的特殊功效和艺术魅力。
在微观修辞研究中，该书重点考察了反讽和象征这两种重要的修辞技巧，并对它们的性质、功能及其构成要素进行了严谨的辨析，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微观修辞在具体话语中的审美作用，尤其是在交流情境上的特殊价值。最重要的是，《小说修辞研究》还就“修辞效果”独辟章节进行了专门论述。这既是对全书体系合理性与否的一次自我论证，又是对修辞行为的最终体现方式进行了延伸化探讨。它在分析小说在审美交流过程中受制于各种因素制约的同时，重申了“主题效果”的强大功能，及其它对作者和读者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作者还义正辞严地提出了“道德效果”这一重要的修辞效果，因为“小说所叙之事，往往是处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情境之中的人的‘事’，而这些‘事’里不仅包含着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反应，也反映着作者的道德态度和道德立场。”为了展示自己的思考对于当下创作的指导价值，作者还精心选择了四个小说“病象”的案例（其中三部小说均为中国当下的作品），并对之进行了精细的实证性分析，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修辞行为在中国作家中的淡漠倾向，也折射了该书对我们当下小说创作的启迪性作用。
总之，修辞是一切话语艺术获得成功交流的重要手段。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好就好在，它紧紧围绕着“交流情境”这一艺术修辞的核心任务，对一切优秀的小说传统给予积极维护的同时，也指出了现代小说中的某些不足。从研究策略上看，它不是简单地盲从于域外的各种理论，更没有脱离本土小说的创作实践，因此，对于这样的小说理论研究，即使还存在着某些不足，我觉得，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