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别斯兰的军人在一起（供图：吕宁思）
这是2004年9月1日，香港时间下午两点左右，也就是莫斯科时间上午十点左右，我们从美联社转发的俄罗斯
“特急新闻：武装分子在俄罗斯北奥塞梯地区劫持了一所学校……细节不详。”
当时正在召开当天新闻选题碰头会。我立刻警觉到，这短短的几行字所昭示的，可能是又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从新闻专业角度看，这是一个进行式中的动态新闻，而且将持续一段时间（大多数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例如飞机失事，都是属于事后结果报道）。尽管当时还不能知道它的确切规模（既然是学校，人质数量应不会少于百人），以及事态将向何处发展，特别是，我们无法预料它会在何时和怎样结束。我和阎长官交换意见认为，虽然北奥塞梯很远，但这是一次值得派人上去的事件。我立即给前一天通宵采访报道莫斯科里加地铁站自杀爆炸事件而还在睡觉的卢宇光打电话，让他赶赴事发地点，俄罗斯南部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同时马上向高层报告我们的判断。
在我打过电话给宇光后，当班编译主任陈越又报告了最新消息：北奥塞梯共和国当局首次对外公布了绑匪和人质的数字：大约有十五至二十名武装分子，劫持了二百至四百名人质，其中大部分是孩子。这是外界第一次知道的有关数字，也证实了我们的有关估计。我立刻打开了几家英文和俄文新闻网站，有些网站上还根本没有任何消息出现。
但是很快，信息就传遍了全球。
在那一时刻之前，别斯兰的名字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是陌生的。直到那天之前，不少国际新闻传媒的机构也许还不知道别斯兰在什么地方，但是从那一刻起，北奥塞梯成为国际媒体驻莫斯科记者争先恐后赶赴的目的地。卢宇光也在第一批赶赴别斯兰的记者群中。而凤凰卫视香港新闻总部，也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
在消息由俄罗斯文传电讯社和美联社路透社断断续续透露的同时，宇光已经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发现飞往北奥塞梯的弗拉季高加索的机票已经全部告罄，最早的班机是次日中午。宇光打电话回来向阎长官报告，立宏没说什么，只是说要求他继续努力。然后我又打电话给宇光，要求他全力以赴，并且鼓励他说，宇光你立功的时候到了。
未几，宇光又打来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搞到了飞机票（等我后来到了别斯兰，宇光告诉我，他这张机票是花了一千美元弄到的）！但是仍然在机场等候上飞机，飞机在等候那位大名鼎鼎的罗沙利医生。
当天晚上九点的《时事直通车》，别斯兰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头条新闻中。夜里十点钟的《凤凰全球连线》，胡一虎的第一句话就点出了事件的严重性：“今天，是恐怖的九・○一”！
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当晚飞抵弗拉季高加索的卢宇光，被安全部队和军警阻挡在别斯兰市区之外，他曾经丢掉辎重徒步轻装行进，企图抄小路躲过戒严部队的哨所，后来还是被当局请回弗拉季高加索。在这里，所有外国记者要重新办理采访证件才能够进入已经被秘密包围起来的别斯兰第一学校附近。
当天夜里，越来越多的消息不断在网站上出现，我们就不断更新事件的发展信息。午夜过后，专门为此事从内地赶回香港的王纪言台长把程鹤麟、阎立宏和我找到他办公室开会评估事件发展前景，我们一边开会，院长一边用电话向老板报告。院长问我，这一夜会不会出现突破性发展？我说，我认为不会有大事，因为人质事件的第一个昼夜，通常都是里外双方互相试探的第一阶段。最后，院长向老板报告了讨论结果：留下吕宁思通宵值班，其他人暂时回去休息。在第一夜值班中，我设计了一个新闻标板，每隔半个小时把人质事件的发展动态或者新闻更新一次。
从别斯兰事件发生那一刻起，我们可以感觉到，凤凰卫视的新闻报道，又一次抢到了制高点。但更重要的是，对这次突发事件的反应，检验了我们一直追求的一种新闻判断和采访反应机制。在外部情况不明的局面下，我们必须有明确的决心。
风云突变的瞬间
（九月三日）进入了人质事件的第三天，根据我的经验，这应该是最关键的一天。通过俄文网站直播专栏，我密切关注当地局势。
接近中午时，北奥塞梯总统扎索霍夫表示：学校内可能有九百名人质；他还向传媒透露说，绑匪提出了要求，逼俄罗斯政府承认车臣独立。
正午时分，局面似乎有了转机。祖加耶夫宣布，已经同恐怖分子达成协议，将运出早先被他们射杀的十到二十具人质尸体。
历史往往会在关键时候由于偶然的因素而改变方向。谁能料到，这缓和局面的一步最终却演变成巨大的悲剧。
就在营救指挥部与恐怖分子达成协议，派人前往学校搬运那里的尸体时，局势出现了逆转。按照后来当局的解释和进一步调查结果，情况的突变是由于绑匪内部出现了变故，导致炸药爆炸，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而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下的，是数以百计的少年儿童。
时间是九月三日下午，当地时间一点多钟，香港时间五点多。我们正在召开晚间节目《凤凰全球连线》的编辑会议。程鹤麟问我，你认为人质事件还会持续多久？我回答，恐怕还会僵持下去，除非政府军发动突袭。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宇光的声音非常急切：宁思，快！战斗打起来了！
我们立即停止开会，全体人员都拥到新闻间。从屏幕上看到，现场开始出现密集射击枪声，学校冒出浓烟。有孩子们在向外面逃跑。
后来，我从俄罗斯《权力》周刊上看到这样的记录：
BBC、CNN和欧洲新闻电视台从当地时间下午一点二十分开始直播；
俄罗斯独立电视台从当地时间下午一点三十分开始直播；
而俄罗斯两家国营电视频道，第一频道和俄罗斯频道仍然在播送原定计划中的节目，直到当地时间两点整，才进入直播状态。按照后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俄罗斯媒体现状的长文章所说，第一频道仅仅报道了十分钟，就又回复播出巴西肥皂剧《恋爱女人》，而俄罗斯频道则做了一小时报道。
相比之下，我们凤凰卫视这一次是与西方大电视台基本同步的：资讯台从香港时间下午五点二十五分，即当地时间下午一点二十五分开始直播后，一直持续了二十小时。
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直播画面，但是我们的卢宇光从人质现场电话报道，伴以外电的画面，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华人声音。后来刘老板对卢宇光说，闾丘露薇在伊拉克显示了华人的形象，而卢宇光在俄罗斯发出了华人的声音。闾丘证明了国际大事中凤凰卫视“在不在”，宇光证明了国际大事中凤凰卫视“行不行”。
我们从卢宇光现场报道的电话中，不但感受到危机的程度，而且听到了子弹的呼啸。从那之后，我们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同宇光失去联络。这时，宇光一直没有消息。公司高层很关心他的命运，我们往莫斯科他家里打电话，我们往他朋友那里打电话。与此同时，我们收到很多观众的电话，询问卢宇光在哪里。
直到当地时间下午三点，也就是我们这里的晚间七点，卢宇光的声音又出现了。
事情的突变让我内心十分难过。在这短短的两天时间里，事件演变成该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惨剧，仿佛全世界的苦难都降临于这座小城市，人类所有的重负都压在别斯兰的三万多居民的肩上。
九月三日一整夜，不但在北奥塞梯，在北高加索，就是在整个俄罗斯，整个环球，也都是不眠之夜。
凤凰卫视做了整整一夜的直播。九月四日早晨，我又从七点钟开始登上直播台，到九点钟下来，便带着蔡晓江（就是那个曾经随我去过朝鲜、随闾丘露薇进入巴格达的香港小伙子）径直赶往香港机场。公司高层在昨天晚间决定，要我立即飞往别斯兰，支持在那里奋战了几天几夜的卢宇光。
被克格勃抓住
也许是中国人的面孔太显眼，也许是我们太靠近人群集会的中心，顺便我们也就成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便衣关注的目标。回想起来，那是个有趣的过程，当我在集会群众中采访时，已经在另一个地方等我去吃饭的宇光突然打来电话说：“据报有中国记者被捕，你怎么样？”我一边回答说“我没有问题”，一边心里在想：“怎么这么边远的地区还有别的中国记者？”没有想到“被捕”的中国记者，正是我本人。在我“被捕”之前，消息已经报告到安全当局，而安全当局中的一位主管官员，此时正与宇光坐在一起准备共进午膳。
我把手机放入衣袋，正要跟随集会群众转往北奥塞梯总统府和政府议会大楼时，两位面目清秀西服笔挺的先生一左一右站到我旁边。他们要求我出示采访证件，我把挂在胸前的凤凰卫视记者证明（那是我们在几个月前给凤凰记者设计制作的）亮出来，对方看都不看说：“这不是采访许可。”这时我才想起来，宇光应该有采访许可。我赶紧给宇光打电话。折腾了许久之后，宇光让我把手机递给便衣。克格勃显然没有接受宇光的解释，但是电话那边显然又出现了另外的人物，一个克格勃走到远处继续同对方讨论，另一个紧紧盯在我身边。就在打电话的克格勃面无表情走回来时，我差点产生拒捕逃跑的念头，但是立刻想到天网恢恢那句话，所以没有盲动。接下来的景象让我愣在那里：克格勃甲对克格勃乙说：“我们走吧。”起初我以为要把我带走，却见他俩头也不回就走了，把我丢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然被“无罪释放”。后来，当我离开集会会场，搭车赶到位于高加索原野上的午餐地点时，我认识了卢宇光的几位朋友，宇光介绍说，刚才的全部解救行动，就是这几位朋友所为。
当天下午，当我和蔡晓江到弗拉季高加索市区一个露天市场，拍摄几年前发生过恐怖爆炸的现场时，又遭到市场内的妇女（大概就是北京人说的“小脚侦缉队员”）检举，被警察扣留。这次我很笃定，在派出所同俄罗斯警察聊聊天，吃吃他们那里的新鲜番茄，等着宇光找人把我们捞出去。
后来，市场警察不但释放我们，还带领我们拍摄整个市场，想拍哪里，就拍哪里。
（《凤凰卫视新闻总监手记》，吕宁思著，昆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本报摘编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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